宁波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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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政府令171号）
《宁波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1月24日市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市长：毛光烈
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宁波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政府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根据《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宁波市信息化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信息资源，是指本市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各类信息资源。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是指行政机关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对政府信息资源的共同利用。
第三条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应当遵循依法管理、统筹规划、规范有序、便捷高效、保障安全的原则，促进行政管理协同和政令畅通。
政府信息资源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
行政机关之间无偿共享政府信息资源。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政府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有关重大问题。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日常管理工作，统筹制定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体系，并会同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定期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进行检查评估。
其他行政机关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政府信息资源采集、维护、更新和共享工作，并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要求，合法使用所获取的共享信息。
第五条 本市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和交换体系。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体系是实现全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的基础，是各行政机关之间信息共享的依据。列入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体系的政府信息资源，必须进行共享。
第六条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设施、纳入共享的政府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其建设、改造及维护所需资金，由各级财政资金优先予以保障。
第二章 第二章 信息采集和数据库建设
第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定职责采集信息，确保信息真实、可靠、完整、适时。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以外，行政机关不得重复采集可以通过共享方式获取的信息。
第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采集的信息进行电子化记录、存储和使用。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行政机关电子文件（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牵头制定电子文件（档案）归档、移交、接收制度和标准并组织实施，加快以传统载体保存的公文、档案、资料等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管理进程。
第九条 市和县（市）区统筹建立基础数据库、综合数据库、专业数据库等数据库。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管理部门加强基础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建设的统筹规划，明确基础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建设和维护的责任单位。
各行政机关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履行职责需求，统筹建设管理本行政机关的专业数据库。
第三章 共享目录和交换体系建设
第十条 政府信息资源分为三种类型：可以无附加条件地给其他行政机关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为无附加条件共享类；按照设定条件提供给其他行政机关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为附加条件共享类；不能提供给其他行政机关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为不予共享类。
与行政许可或跨部门并联审批相关的政府信息资源列入无附加条件共享类，在相关行政机关之间共享。
与协同管理相关、信息内容敏感、只能按特定条件提供给相关行政机关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列入附加条件共享类。
有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给其他行政机关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列入不予共享类。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所拥有的政府信息资源进行分类整理，确定可以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及共享条件，形成可以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并可根据履行职责需要，提出对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需求。
行政机关对不予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应当制作不予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并提供有关法律法规依据，接受本级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体系制定责任单位的审查确认。经确认后，不予共享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应当向其他行政机关公布。
第十二条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保密和档案主管部门，统筹制定本级政府的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体系，界定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种类、范围和条件，明确共享信息的名称、数据格式、提供方式、共享类别、提供单位和更新时限要求等内容。
第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建立本级政府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管理中心，负责本级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四条 列入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的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以电子化形式，按照统一规定和标准，向市和县（市）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管理中心提供数据访问接口。
行政机关可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存放共享的信息资源。对集中存放的共享信息资源可以委托市和县（市）区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管理中心管理。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所提供的共享信息进行动态管理和及时更新，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共享的信息内容或者共享的需求发生变化时，行政机关应当及时报告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体系进行适当调整。
第十六条 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提供同一的信息内容不一致的，由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提供信息的行政机关共同核实，提出处理意见。
第四章 共享方式和要求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有义务向其他行政机关提供可以共享的信息，也有权利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其履行职责所需的信息。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不得拒绝提供共享信息。
第十八条 无附加条件共享类政府信息资源由行政机关通过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管理中心自行获取。
附加条件共享类的政府信息资源，行政机关按照履行职责需要、安全、保密等附加条件进行共享。行政机关之间对附加共享条件存在争议的，由本级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监察、保密等部门协调处理。
第十九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需求信息的行政机关和提供信息的行政机关必须签订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安全保密协议，按约定方式共享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报保密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所获取的共享信息，只能用于本机关履行职责需要，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行政机关未经提供信息的行政机关同意，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和公开所获取的共享信息。
行政机关认为获取的共享信息有错误时，应当及时书面报告本级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本级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获取信息的行政机关。
第五章 安全保障
第二十一条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保密、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制定政府信息资源安全工作规范，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安全管理的应急处理和灾难恢复机制，制定和落实事故应急响应和支援处理措施。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安全管理，制定信息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做好信息安全防范工作。
第二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的安全管理，政府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管理中心应建立身份认证机制、存取访问控制机制和信息审计跟踪机制，对数据进行授权管理，设立访问和存储权限，防止越权存取数据。
第二十四条 对基础数据库和重大综合数据库、专业数据库应当进行异地备份。
第二十五条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负责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人员开展业务和安全知识培训。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纳入电子监察系统监察范围，逐步实行全过程监督。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制定本单位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内部工作程序、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列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考核项目。市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监察部门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检查，对各行政机关提供信息的数量、更新时效和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提出改进意见。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政机关有权向监察部门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接到投诉后，市和县（市）区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监察部门及时调查，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反馈投诉单位。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和相关责任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部门或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该行政机关和相关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定采集政府信息资源的；
（二）无故拒绝提供或拖延提供政府信息资源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共享信息或擅自扩大使用范围的；
（四）未按规定时限更新本单位政府信息资源的；
（五）对于监察部门责令整改的问题，拒不整改的；
（六）其他违反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违反规定使用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共享信息，或者造成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泄漏的，按国家保密规定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定义如下：
（一）基础数据库，是指储存基础政府信息资源的数据库，具有基础性、基准性、标识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其中基础政府信息资源是指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基础的、多个单位在其履行政务职能过程中共同需要的政府信息，包括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基础数据库。
（二）综合数据库，是指除基础数据库外，集中整理和储存由各相关行政机关共同管理的，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密切相关的某一特定领域的政府信息资源的数据库，包括创新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诚信、城市管理、文件档案等数据库。
（三）专业数据库，是指各行政机关自己管理的、与业务应用系统紧密结合的政府信息数据库。
第三十三条 各县（市）区政府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县（市）区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0年5月1日起施行。
丽水市饮食娱乐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饮食娱乐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丽政令（2008）52号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丽水市饮食娱乐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15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市人民政府第2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 陈荣高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丽水市饮食娱乐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
办法》等15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根据省政府关于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的意见，市政府组织对2001-2006年市政府（含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包括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市人民政府决定，下列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一、《丽水市饮食娱乐服务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丽政令第12号）
二、《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丽政发〔2002〕78号）
三、《丽水市市区土地市场若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暂行）》(丽政发〔2003〕2号)
四、《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暂行规定》（丽政发〔2003〕45号）
五、《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意见》（丽政发〔2004〕8号）
六、《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工作的通知》（丽政发〔2004〕40号）
七、《关于市直国资营运机构管理体制调整的意见》（丽政发〔2004〕57号）
八、《丽水市区有动力装置残疾人专用车处理工作方案》（丽政发〔2004〕63号）
九、《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实施意见》（丽政发〔2005〕82号）
十、《丽水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实施意见》(丽政办发〔2001〕22号)
十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办法》（丽政办发〔2002〕124号）
十二、《丽水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丽政办发〔2002〕126号）
十三、《丽水市本级企业登记前置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法》（丽政办发〔2003〕145号）
十四、《丽水市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全程办事代理制试行办法》（丽政办发〔2003〕147号）
十五、《丽水市住宅建筑平顶改坡顶规划管理办法》（丽政办发〔2003〕160号）
也论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
--------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
欧锦雄
近年来，我国有刑法学者对中国刑法学通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命题，并主张以德日刑法学知识取代现在以“苏俄刑法学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刑法学知识。该学者主张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全面清理，并“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 ①，他主张对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推翻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②在论证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缺陷时，该学者指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被描述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具有犯罪构成的情形。③这些正当行为是在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以外予以讨论的，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并无其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四要件的犯罪构成并不是犯罪成立的充足条件。因为在具备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以后，从逻辑上来说还可能因为存在正当行为而被出罪。在这个意义上说，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结构性的缺失，这也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非改不可的原因之一。④
对于前述理论主张，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以苏俄刑法学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刑法学知识具有内在合理性。其社会危害性理论属于根基性的基本理论，在社会危害性视野下，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之内是可以得到科学的阐释的，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也具有合理性。在本文里，笔者将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探讨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阐释问题及其结构性缺失问题，为中国现代刑法学知识作辩护。
一、正当行为、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
为了阐明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之内具有科学阐释力及其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缺失的合理性，有必要先阐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立场以及弄清正当行为、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
（一）社会危害性的基本立场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属性，也是犯罪构成蕴含的基本要素。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的缺失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密切的关系。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多处提及社会危害问题，他运用社会危害性观探讨罪刑相称问题，并把社会危害性作为衡量犯罪的标准。他指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并认为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任何具备中等智力的人都能认识。⑤苏俄刑法学和我国现代刑法学继承了贝卡利亚的社会危害性思想，并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建立了完整的刑法学理论体系。社会危害性是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果的属性。虽然社会危害性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可变性和一定的模糊性，但是，社会危害性也是可知的、可判断的，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危害性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即犯罪主客观方面情况，包括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地点、犯罪时间、犯罪结果、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方面。社会危害性具有一定可变性，但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危害并非总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⑥社会危害性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具有较大的功效。社会危害性在刑事立法上具有合理划定犯罪圈的功能，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立法者将其排除于犯罪之外，这种立法限制功能有利于人权保障。社会危害性在刑事司法上具有出罪功能，司法者在审查刑事案件时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和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这同样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体现了实质的合理性（实质正义）。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法定原则并不矛盾。现代罪刑法定原则应体现形式合理性（形式正义）和实质合理性（实质正义），在罪刑法定原则所表述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里，其所称的“犯罪行为”应指法律形式（主要指刑法分则的罪状表现形式）和实质（主要指社会危害性）相统一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功能，体现了实质正义。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即使其形式上具备了分则的罪状条件，因其社会危害性不符合犯罪的实质要求，也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也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社会危害性是我国现代刑法学中必不可少的概念。它是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其他刑法理论中必不可少的理论分析要素。我国刑法学体系即是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而构建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大厦，如果将社会危害性从我国刑法学中彻底清除出去，那么，我国现有刑法学必将轰然崩溃。在社会危害性视野下，我国许多刑法问题都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中当然包括正当行为的无罪性问题及其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性缺失的问题。
（二）正当行为、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在社会政治上具有正当性。它或是对社会有益的、值得提倡的行为，或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没有危害社会的主观恶性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统一，仅有客观损害而无主观恶性的情形不属于我国刑法上所说的社会危害性。由于正当行为是没有危害社会主观恶性的行为，因此，正当行为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是排斥关系。
社会危害性和四要件犯罪构成是一种交融关系。犯罪原本是一种事实和价值有机合一的行为。为了全面地把握犯罪，法学家们经过理论研究后，以刑法为依据，人为地将犯罪分解成若干个构成要素。由于分解方法不同，世界形成了三大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其中，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是独具特色的体系。犯罪构成是犯罪规格和模型，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现了形式和实质的内容，也体现了事实和价值的因素。社会危害性是评价犯罪的实质要素，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犯罪构成四要件是构成犯罪的主客观总和，是认定犯罪的充分必要条件，犯罪构成四要件包含有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内容。笔者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每一要件均包含了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因素，社会危害性是交融于每一要件之中的，一般而言，在对每一要件评价时，先对这一要件的事实因素评价，之后要对其价值因素（社会危害性）评价。
正当行为是一种排除犯罪性行为，而四要件犯罪构成是正面回答犯罪成立的规格和模型的，其每一要件蕴含着社会危害性的要素，因此，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下，正当行为与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排斥关系，它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里不应有结构性地位，如果将正当行为镶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就会出现画蛇添足之错误。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后文另有论述。
二、正当行为的无罪性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的阐释
在社会危害性视角下，正当行为的无罪性是可以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得到科学阐述的。
主张“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学者认为，在我国及苏联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是在犯罪构成之外研究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被描述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具有犯罪构成的情形。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并不是根据犯罪构成所得出的结论，而是根据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判断的结果。因此，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与实质上不符合犯罪构成的矛盾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重大缺陷。⑦依其观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内无法阐释正当行为是不成立犯罪的。
笔者认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存在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恰恰相反，它是形式和实质的统一，从形式上犯罪构成包括了四大要件，从实质上，它要求犯罪构成具有社会危害性，而犯罪构成的社会危害性是体现在每个构成要件之中的。
笔者认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里，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标准，犯罪构成四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就可成立犯罪。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完全可以在四要件以内说明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不能成立犯罪。这可以以社会危害性为视角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三方面说明。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或法益）。社会关系（或法益）的范围非常广泛，能成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必须是刑法保护的那部分社会关系（或法益），一般指比较重大的那部分。判断犯罪客体是否存在，实际上是判断刑法所保护的那部分社会关系（或法益）是否被危害行为侵害了。如果存在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被侵害了，说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如果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被侵害，就说明这行为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两个法定正当行为里，刑法明文规定在出现不法侵害或紧迫的情况下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这是合法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这就表明在正当防卫情况下，国家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权利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不予刑法保护，允许人们对其实施一定的损害行为。在这一情况下，正当防卫人损害不法侵害人人身等方面的行为没有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因此，不具备犯罪客体。行为缺乏了犯罪客体自然无犯罪社会危害性，当然也就不构成犯罪。
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比较大的利益，国家对被损害的比较小利益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不予刑法保护（但不排除民法等其他法律的保护——笔者注）允许人们对其实施一定的损害行为。在这一情况下，紧急避险行为同样没有侵害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法益），因此，也不具备犯罪客体，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不构成犯罪。
对于其他非法定正当行为，也可如前述一样，在犯罪客体内阐明其无罪的理由。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社会危害性是其实质属性，它体现于每一个要件之中。犯罪客观要件同样体现了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在犯罪客观要件中同样也可以阐释清楚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是不成立犯罪的。
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在客观要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认为，危害行为是指客观上危害社会并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这一概念表明危害行为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形式性，即它是一种客观上的行为，二是实质性，即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并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它们不是危害行为，从而否定其犯罪的成立。从危害结果看，在正当行为情况下，由于没有出现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受损害的结果，因此，正当行为没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成立犯罪。
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主观要件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的统一。因此，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中，犯罪主观要件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中主观恶性的一面。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也完全可以在犯罪主观要件中阐明其不成立犯罪。
我国刑法典关于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过失的概念分别规定在第14条和第15条。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从刑法条文看，我国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过失均包含了心理事实和实质评价两方面的内容。犯罪的故意由心理事实和危害性认识（即违法性认识）两部分构成。心理事实仅指具有一般的事实认识和一般性心理意志，没有带有价值评价。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中，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杀人，并希望被杀的人死亡，这是其心理事实，但是，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是非法杀人，是否认识到这种杀人行为是危害社会的，这属于价值的评价因素。危害性认识（即违法性认识）是以心理事实为基础的一个价值评价因素。在一个人的故意中，如果其仅具心理事实而无危害性认识，就不能成立犯罪的故意。
犯罪的过失也由心理事实和价值评价因素两部分构成。心理事实是指应预见结果发生因疏忽大意而未预见，或者已经预见结果会发生而轻信能避免，其价值评价因素则是危害社会（违法）可能性意识、注意义务。
犯罪的故意和犯罪的过失均包含有心理事实和价值评价因素两部分，缺一即不具有主观恶性，因而不构成犯罪。在正当防卫中，防卫人在必要限度里杀死不法侵害人，这时，防卫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即故意杀人的心理事实，但是，由于他是在为了使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正当目的支配下去实施的，防卫人不具有故意危害社会的心态（即无违法性认识），缺乏犯罪故意中的价值评价因素，因此，当防卫人在正当防卫限度内防卫杀人的故意不是犯罪故意。既然在正当防卫限度内的防卫杀人无犯罪故意，就缺乏了犯罪主观要件，从而不成立犯罪。
同理，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在主观方面也是缺乏犯罪故意或犯罪过失的价值因素的。它们均缺乏犯罪主观要件，因此，这些行为均不能成立犯罪。
综上所述，正当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可以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内得到科学说明的，四要件犯罪构成并不存在形式与实质的矛盾。
三、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缺失
正当防卫等正当行为均可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阐明其不能成立犯罪。我们是否有必要像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一样，将正当行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呢？主张“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学者猛烈地批判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他提出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推倒重来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正当行为在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体系性地位。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是一种次递推进的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就推定行为构成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违法的类型，也是有责的责型，在这种理论体系里，正当行为是不得不纳入犯罪成立体系中的，因为正当行为是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在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阶层已被推定有罪，所以，正当行为不得不放在违法性要件中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作为一个消极构成要件，以便在此证明自身无罪的清白。在这一体系里，它将正当行为视为符合犯罪的指导形象的行为。这种行为根本不是犯罪，而它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却原则上被推定为犯罪，这是违反人的基本认识的，因此，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体系的科学性本身就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笔者认为，在社会危害性视角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可以在四要件体系内阐明正当行为是不成立犯罪的。但是，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下，由于正当行为属于排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它与四要件犯罪构成具有结构性的排斥关系，因此，正当行为没有必要纳入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内，而应当在犯罪构成之外，作为独立的部分专门研究。具体理由是：
（1）“犯罪构成理论是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提供的法律标准，因而其功能应当由积极要件来完成。”⑧这一观点是主张“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学者在以前的论著中提出的，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犯罪构成积极要件本身又具有过滤功能，对于不具备这一要件的行为自然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 ⑨，正当行为是排除犯罪的消极要件，因而不宜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
（2）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每个要件均不存在单独推定犯罪的功能，这一体系无需消极要件阻却犯罪。在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具有推定犯罪的功能，而正当行为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具备了犯罪原形，因而不得在违法性中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出现。而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与与德日犯罪三阶层体系在构造上是不同的。在四要件体系中，每一要件均需具备才可成立犯罪。若单独来看，每一要件均不具有推定犯罪的功能，不具备犯罪的原型。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里，正当行为均可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里说明其不成立犯罪，因此，正当行为无需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占有一个体系性位置，也可说明自身无罪的清白。
（3）将正当行为独立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外可使刑法理论的划分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刑法学犯罪论中能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的内容较多，但是，并非能用犯罪构成理论分析的内容均需纳入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中去，否则，犯罪预备、中止、未遂、共同犯罪、正当行为、罪数形态等内容均需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占有体系性的位置。因此，从刑法理论划分科学性角度考虑，正当行为应与故意犯罪形态、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一样置身于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外。
四、结论
犯罪的概念具有复杂性、一定模糊性、主观性和政策性，这注定构成犯罪的一些要素不一定非常明确。苏俄刑法学和我国现代刑法学是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而构建的刑法知识体系，因社会危害性具有一定模糊性和可变性，而受到一些学者批判，其实，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法益、法秩序、期待可能性、社会相当性、可罚违法性理论等重要范畴也均有模糊性和可变性，其相关内容也与社会危害性相当。我国以社会危害性为根基建立的刑法知识体系具有内在逻辑性，这一理论体系不必推倒重来，但需要不断地完善。
在社会危害性的视角下，我们可以科学地阐释正当行为的无罪性，也可以科学地说明正当行为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结构性缺失的合理性。德日犯罪三阶层论之所以将正当行为纳入违法性阶层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是因为这一理论内在结构的要求。四要件犯罪构成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各自的理论体系是有较大区别的，不能因为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将正当行为纳入犯罪成立体系中了，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也必须将正当行为镶钳到其体系中。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未将正当行为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这不应成为全盘否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重要理由，恰恰相反，它体现了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理论的中国现代刑法学体系具有内在的科学性。
（作者简介：欧锦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