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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内江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内府办发〔2006〕13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内江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11月28日经内江市五届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内江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交易和管理行为，促进我市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不断提高城镇职工、居民居住水平，根据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及国家计委、建设部《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列入政府计划、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第三条 内江市行政区域内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交易、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部门，其职责是：
（一）负责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编制、年度计划的安排；
（二）负责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方案的编制和审定；
（三）负责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组织、协调、统筹、指导、监督、管理；
（四）负责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和购房对象的资格审查；
（五）负责制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政策、规定。
市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物价和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经济适用住房有关工作。
第二章　开发建设
第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开发建设按照“统一规划、招标开发、配套建设、标准明确、政府定价、统筹销售”的原则进行。
“统一规划”就是内江市的经济适用住房可按当年规划的经济适用住房总面积分散到商品住宅开发项目中，其比例按年度总计划分解控制。在拟出让商品住宅开发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中明确应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土地面积、房屋总面积、套型面积、套数、室内设置和设施标准等要求。
“招标开发”就是将商品住宅开发地块推向市场，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拍卖土地使用权和项目开发权。
“配套建设”就是开发商在开发商品住宅的同时，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标准明确”就是经济适用住房的总面积、套型面积、套数、室内设置和设施标准清楚明确，并事先告之开发商和购房申请人。
“政府定价”就是经济适用住房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实行政府定价。
“统筹销售”就是经济适用住房建成后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由政府统一回购，再统筹销售给持有《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证》的家庭。
第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
经济适用住房的设计应当坚持标准适度、功能适用、安全卫生、便利节能的原则，结合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优选设计方案。经济适用住房应当严格控制为中小套型，套型面积（含公摊面积）控制在90平方米以内。
第七条　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商品住宅开发项目在办理初步设计审查和施工图审查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把经济适用住房的设计内容作为重要审查内容，严格把关，确保落实。
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商品住宅项目在办理《施工入场许可证》时，应与市、县规建局签订《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合同》。合同上要约定经济适用住房的位置、总面积、套型面积、室内设置和设施标准、回购承诺以及交房时间等内容。
第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
严禁以经济适用住房名义取得划拨土地后变相搞商品房开发。
第九条 企业利用现有自用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列入计划管理。
第十条 当地驻军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实行属地管理。其利用自用土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经市、县规建局批准后，纳入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管理。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单位对其开发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
建设单位应当在交付使用时向买受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
第十二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按规定应收取服务费用的，按低限收取。
第三章　出售、交易和管理
第十三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基准价格由开发成本（含征地和拆迁补偿及征地所支付的地价款、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贷款利息、行政事业性收费）、税金和利润构成。
物价管理部门根据保本微利的原则，会同规建、国土资源、财政、审计、房管部门，做好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测算，核定价格。
市、县规建局在住房销售之前将经济适用住房的地址、房源数量、套型面积、销售价格、销售对象、购买程序、预计发售时间等信息向社会公告。
第十四条 购买政府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实行申请审批制度。市、县规建局对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家庭发给《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每户只能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时，采取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购买顺序。因房源不足，上一轮摇号排序靠后而未买到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家庭，经审查仍符合购房条件的，在下一轮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时优先确定为购买对象。
第十五条 城镇职工、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应按规定办理权属登记等手续。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在办理权属登记时，应注明“经济适用住房”字样。
第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购买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所有权证且住满五年后，可以上市交易。
出售经济适用住房时，应按规定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或相当于土地出让金的收益。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出售经济适用住房后，不得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十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未满限制年限上市出售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经济适用住房在限制上市交易的期限内因法院判决、调解或继承等必须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或收益金及有关税费后，允许提前转移。
第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物业管理，按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和内江市物业管理有关规定，与所在物业管理区域的其它住宅同等标准执行。
第四章　受益对象的条件和认定
第十九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当地城镇户口的（含符合当地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
（二）已婚家庭或单身家庭申请人年满35周岁以上；
（三）配偶双方均未享受政策性住房的无房户或住房建筑面积人均不超过15平方米（含15平方米）的住房困难户；
（四）上年度家庭收入在市、县人民政府划定的中低收入标准线以下；
（五）已租住直管公房（含廉租住房）的，若要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须退租直管公房；
（六）政府规定的其它条件。
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适时调整出台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家庭的条件。
第二十条　当年准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人应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提交下列材料，并填写《经济适用住房购买申请登记表》：
１、家庭户口薄及复印件；
２、配偶双方身份证及复印件；
３、配偶双方单位或劳动保障、民政、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收入证明；
４、配偶所在单位、房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现住房情况证明；
５、属货币补偿的被拆迁户，还需提供《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协议）》；
６、其它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核查。符合条件的，在申请人配偶双方所在单位、居住地和新闻媒体公示７天。公示后有异议或投诉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对无投诉或经调查投诉不属实的，发给《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
第二十二条　符合购房条件的军队人员、市级以上劳模、工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和因公牺牲职工的直系亲属，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可优先选购。
第五章　集资、合作建房
第二十三条　停止机关事业单位自建住房，严禁企业单位新征土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四条　住房困难户较多且尚未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方案的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单位发展计划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利用自用的存量土地组织职工集资合作建房，其它单位一律不得集资建房。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的对象，限定在本单位无房户和住房困难家庭。企业集资合作建房规模要纳入当年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
第二十五条　向职工收取的集资合作建房款实行专款管理、专项使用，并接受本单位职代会、当地财政、审计、监察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企业应与参与建房的职工签订集资合作建房协议。
第二十六条　企业实施集资合作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应当提供下列证件材料，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１、经国土部门审查核实的自用存量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２、建设项目的立项报告；
３、建设项目的初设批复；
４、建设项目的《规划用地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５、建设项目的资金筹措已达到建设总投资５０％以上的资信证明。
第二十七条　凡已享受了房改政策、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或参加了集资合作建房的人员，不得再参加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借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商品房开发。
第二十八条　集资合作建房单位只允许收取管理费用，不得有利润。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一）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用地用途的，由国土资源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二）不按《配套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合同》要求修建经济适用住房、降低建设标准或不按时交房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否则，不予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予竣工验收备案；不予房屋产权登记。开发建设单位同时赔偿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三）擅自提高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销售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由物价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四）擅自向未取得资格的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组织未取得资格的家庭集资合作建房和对外出售集资合作建房、军队经济适用住房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收回；不能收回的，由建设单位补缴同地段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与商品房的价格差，并可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　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骗购经济适用住房或集资合作建房的个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追回已购经济适用住房或由购买人按市场价补足购房款，并可对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提请其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分；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对象资格审查和监督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规划和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