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关于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人员技术职务聘任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7:41:31 浏览:8240
来源:法律资料网
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关于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人员技术职务聘任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卫生部 国家中医管理局
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关于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人员技术职务聘任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卫生部、国家中医管理局
为了做好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人员职称改革工作，妥善解决中医药人员技术职务的遗留问题，卫生部已于1985年相继下达了《中医药人员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试行）》、（85）卫人字第86号《关于对六十年代以前的中医药学徒出师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办法》、（85
）卫中司字第59号关于《中西医结合人员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试行）》和（85）卫中医字第62号《关于对未取得学历的中医药人员聘任中医（药）师（士）职务进行统一考试的通知》等文件，作为评定技术职务的依据。
现根据中央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指示精神和198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对中医的职称问题，要按中医的标准来评定，对一些老中医，应以实践为主评定”的意见，结合各地在中医药人员职称改革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中央关于“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的指示精神，为加强对中医药职称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经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国家中医管理局已成立中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管理局也应尽快建立中医药职称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
二、建立中医各级评审组织
国家中医管理局报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的请示》，业经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1987）职改字第19号文批准，转发各地实行。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中医管理局尽快成立中医
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地、县也应成立相应的中医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在当地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对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各级中医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应由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专家和中医行政管理人员组成。专家人数不足的单位，可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评审，也可委托外单位中医评审组织负责评审。评审组织的组建和评审办法可参照卫生部《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实施意见中第二条的有关
规定执行。
三、任职基本条件的掌握
由于中医药院校开办较迟，中医药人员大多数是祖传师授、学徒成才，无正规学历。故对他们的评审，不应强调学历、论文和外文，应本着实事求是，重视实际业务能力的原则进行。
1．关于六十年代以前的中医药学徒出师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问题，卫生部（85）卫人字第86号文已有具体规定。其中，对有资格被聘为主任中医（药）师的人员，在行医时间上应掌握在三十年以上为宜；对有重大贡献者，可不受此限。一些地区当时对中医学徒未颁发中医
师证书及相当资格证件的，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审查资格。
2．关于六十年代以后未取得大、中专学历的中医药学徒出师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问题，（85）卫中字第62号文已有规定。其中，在1966年底以后，各省、市、县统一招收的学徒，当时招生文件中已明确规定出徒考试合格定为中医（药）师（士）并已取得职称者，应予
承认；符合高聘条件者可聘任相应职务。虽是省、市、县统一招生的学徒，当时并未规定出徒后定何职称和非省、市、县统一招收的学徒，未取得职称的，要明确为中医（药）师（士）者，均须经地、市统一考试和考核合格，并经评审委员会评议，符合任职条件者，可予聘任。
3．少数长期在中医药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相当士以上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包括工人编制），确因工作需要，经过统一考试合格，并经评审委员会评议，符合任职条件者，可聘任相应技术职务。这部分人员的技术职务聘任在有些地区已经得到了解决，其他地区可参照他们的经验执行
。
4．中医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中的各级职务任职年限，按照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职改字（1986）第20号文转发卫生部《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执行。其中，从事中医（药）士八年以上晋升为中医（药）师和从事中西医结合医士工作八年以上晋升为中
西医结合医师均改为五年以上（包括见习期）。主任中医（药）师，须从事副主任中医（药）师工作五年以上。
中西医结合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中的各级职务任职年限，应与上述条例相一致。其职务聘任，不应低于同年资西医院校毕业生。少数西医院校毕业生，虽未脱产学习过中医，但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并有一定成绩，可聘任其相应的中西医结合医师职务。
四、中医机构内的护理人员业务技术考试，应从他们从事的实际业务技术出发，具体考试内容和办法，由各省中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五、民族医药人员的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可按本文精神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情况执行。
六、本文件和历次下达的有关中医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文件（与本文件有抵触的，以本文件为准），均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可参照执行。
1987年6月17日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合肥市外商投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决议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合肥市外商投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决议
（2002年9月29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查了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合肥市外商投资若干规定》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由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地下地上”——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过去、现状和出路
任玉林
论文提要：长期以来，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有其一席之地，可在行政诉讼中却成了法律上的禁区，但在现实行政审判中，调解却一直在“地下”顽强地存在着。本文从这一新中国法制史上鲜见的矛盾现象切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外的多维度展开思考，首先从较深的层次分析了行政诉讼调解客观存在的内在原因，指出虽然经司法政策倡导和推动、法院二十多年的努力，行政诉讼调解现在仍然处在“半地下”状态；然后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国外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及基础理论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调解的出路是应该也能够回到“地上”——合法化；最后着重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案结事了、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出发，对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和基于新形势应该考虑的新内容，如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调解”还是“和解”、是否限制调解的时间阶段和案件范围、调解的原则及第三人参加调解和继续审判制度、调解模式选择及调解的特殊方式、调解撤诉、诉前调解确认机制的尝试引入等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已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全文共12577字。
调解，作为享誉世界的“东方经验”，长期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有其一席之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调解更是大放异彩。然而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却长期处在一个蒙着面纱不敢面世的尴尬境地，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过去、现状和出路的深入探析。
一、过去（1985-2005）：“地下”——“违法调解”
（一）现行法律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
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在法律制度上由来已久，早在行政诉讼法颁布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1985年）、《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解答》（1987年），就认为行政案件“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不允许调解；而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更是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从而法律明令禁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调解（赔偿诉讼除外）。自行政诉讼法颁布至今20多年来无论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解禁。
至于为什么不准调解，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只字未提，至今也没有相应的立法说明。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很多解释，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被告行政机关大多数情况下不享有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管理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不能随便放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代表国家依法作出的，本质上是一种执法行为，不能随意处分。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能进行调解，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在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方面作出某些让步，求得迅速结案。如果这样作了，就是违法行为。” 因此有学者便将“不适用调解”上升为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之一，法院调解是违法的。
（二）现实中法院确实在“地下”调解
尽管法律禁止调解，但自1982年我国设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许多法院及法官还是对行政案件在做调解，而且换了一种名称，不再说调解，而叫做 “协调”，最终在表面形式上也没有以调解方式结案，而是以撤诉的形式结案的，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地下调解”，这是多年来客观存在着的公开秘密，所以有人形象地说行政案件的调解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样就造成了行政案件撤诉率一直居高不下的非正常现象。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时的1997年达到57.3%，个别地区一度竟然达到81.7%；自1994年有相应统计以来, “原告自愿申请撤诉”占撤诉案件的比例年年都在50%以上，并且一路上升，直到90%以上；虽然1998年以后撤诉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也是“降低撤诉率司法政策”的作用，具体情况见下页附表； 而据《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据，1993-1998年我国民事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均在19%以下，远远低于同期行政案件。
附表：
年 份 受案数
(件) 结案数
(件) 撤诉率(％) 其中原告主动撤诉率(%) 判决支持被告率
(％） 判决支持原告率 (%) 驳回起诉率(%) 民事案件撤诉率(％)
1987 5240 4677 21.3 59.2 14.0
1988 8573 8029 27.0 48.9 16.7
1989 9934 9742 30.4 42.4 20.0
1990 13006 12040 36.1 36.0 20.0
1991 25667 25202 37.0 31.6 21.2
1992 27125 27116 37.8 28.1 22.0
1993 27911 27958 41.3 23.6 23.8 16.7
1994 35083 34567 44.3 62.4 20.6 21.3 17.2
1995 52596 51370 50.6 57.7 17.3 17.6 17.6
1996 79966 79537 54.0 51.7 14.5 18.3 8.7 17.9
1997 90557 88542 57.3 56.6 12.7 16.8 8.5 18.3
1998 98463 98390 49.8 60.7 13.6 17.0 11.0 19.0
1999 97569 98759 45.0 64.6 14.9 18.2 12.0
2000 83533 84112 37.8 69.0 16.0 19.7 13.3
2001 98372 93219 33.3 74.7 17.1 17.9 14.7
2002 80728 84943 30.7 76.5 24.7 16.1 15.2
2003 87919 88050 31.6 83.9 27.8 14.3 10.7
2004 92613 92192 30.6 84.4 25.8 15.9 11.0
2005 96178 94771 30.2 88.7 16.6 17.4 11.4
2006 95617 94215 33.8 91.2 17.8 14.2 12.3
2007 101510 100683 37.0 94.2 29.1 12.6 9.1
2008 108398 109085 35.9 92.9 28.7 17.9 8.3
2009 120312 120530 38.4 协调93.4 22.4 9.3 9.1 25.8
高撤诉率和原告由起诉到“自愿申请撤诉”1800大转弯背后的实质原因，是法院做了大量调解工作，有时甚至是院长亲自带着主审法官主动上门向行政机关领导“汇报工作”。法院的这种做法因不符合法律规定，自然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因此1995年以来直至2005年我国的行政审判司法政策一直限制撤诉，实质是在限制调解，如吉林省高院于1997年初专门发文，严格要求各地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行政案件撤诉结案率不得超过30%. 可从整体上看，虽然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限制撤诉的立法意图基本落空，但大量行政纠纷的和谐解决却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法院和法官为何又“执法犯法”，冒着“违法”的指责，20多年来一直在“地下”默默地做调解工作呢？这是有着深层次内在原因的。在世界范围内，即使在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权弱于行政权是不争的事实，“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这在我国的表现就更为突出，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行政机关，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审判还远远不能做到，何海波教授研究行政案件撤诉问题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期待司法权威的确立”。我国行政诉讼现实中，法院和法官所面对的一方面是相对人的权利被侵害，职责所在要主持公道，另一方面是行政强权，而手中的司法权又很弱，不敢过分“得罪”行政机关，因此只能采取两边都能交待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别无选择只能是调解，但调解又为法律所不许，因而只能求助于法律允许的撤诉。以调解为里，以撤诉为表，是中国行政审判法官的创造，但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无奈更为准确，是在法律和现实的夹缝中求生的本能选择，尽管被诟病了20多年，但一直坚持在做，现在才有专家学者出来论证，指出了许多条合理性，其实最初的合理性只有一条即顺利结案而没有后遗症。
立法者当初要求法院不能调解而要依法判决，现在看来显然是没有从国情出发，过于理想化，高估了我国司法权的能量。我们的现实情况达不到依法判决的立法目的，因此法院通过调解达到案结事了的工作目标就是一个次优选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有“钻法律空子”之嫌，但在总体上还是取得了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也符合中国的传统。这就是行政诉讼中调解冒着违法的风险长期在“地下”大量顽强存在的内在理由。
二、现状（2006-2010）：“半地下”——政策倡导
2006年以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激发了人们对调解特别是行政诉讼调解的热情。面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和高撤诉率背后实际存在的大量事实调解，理论界召开了多个研讨会并发表了许多文章重新认识行政诉讼调解问题，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调解的态度也由最初的坚决否定逐渐转变为肯定并努力使其合法化。
（一）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出台了大量推动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处理的司法政策。
200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是自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制度实施以来，“两办”第一次就行政审判工作专门下发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也确定“行政诉讼协调问题研究”为2006年全国重点调研课题之一。2007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不断创新诉讼和解的方法，不断完善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工作机制；2007年3月肖扬院长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抓紧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问题的司法解释，为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提供有效依据”，对因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资源环保等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群体性行政争议，“更要注意最大限度地采取协调方式处理”；2007——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三年发布了关于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都对协调和解工作做了安排。 2008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调解，但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处理的新机制间接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行政审判工作绩效评估办法（试行）》，鼓励法官运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南英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调解、和解的手段适用于行政案件”；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高法意见》），明确要求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扩展到行政案件并对相关具体工作做出了安排。
（二）各地法院纷纷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文件，积极开展行政诉讼调解的试点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