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建立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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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建立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制度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建立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制度的通知
1978年2月5日，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
经研究，确定从一九七八年起，在全国有计划地逐步建立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贴制度。特作以下原则规定：
一、实行的范围
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城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城市（不包括农业人口和市属县城关非农业人口），可以实行。
个别人口不满五十万的主要工矿区，如省、市、自治区认为有必要实行本办法时，需报经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同意。
二、实行的条件
职工家距工作地点四华里以上，必须乘坐公共汽车、电车或骑个人自行车上下班的，可以享受上下班交通费补贴。
三、补贴的标准
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电车的职工，原则上由本人负担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工作单位给予补贴。每月本人负担的部分，不要少于一元五角。
乘坐工作单位交通车上下班的，应当适当收费。
骑个人自行车上下班的，适当补贴修理费。每月补贴标准，不要高于一元五角。
已实行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贴的城市，凡补贴标准高于或低于上述原则规定的，应当适当调整。
关于职工上下班交通费补贴的开支，企业单位由企业管理费中支付，事业单位由事业经费中支付，国家机关由行政经费中支付。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局、劳动局，应根据本通知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拟定实施办法，报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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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执行监督相关基础理论
民事执行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机关认为受其监督的民事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者存在错误，要求受监督的民事执行机关予以矫正的制度。根据主体不同，民事执行监督包括以下方面：法院监督、检察监督、人大监督、党委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其中检察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存在错误，要求法院予以纠正的制度。检察监督有许多重要作用：
1.有利于确保执行公正，预防司法腐败，维护司法权威。民事执行是保证生效裁判实现的司法活动，它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延伸，在具体实施中应该在确保执行公正的条件下迅速有效及时执行。在民事执行活动中，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不仅将严重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威，而且会造成司法的严重不公。然而检察院对其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一方面，它能及时指出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这是对法院公正的一种保障，另一方面，对因地方保护、行政干预等因素导致的执行难，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和监督，可以与法院形成合力，提高执行中的抗干扰能力，使执行难得到有效缓解，这也是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一种支持。
2.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必然会给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是为了规范和保障民事执行权的合法运行，在客观上起到维护当事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3有利于克服“执行乱”，缓解“执行难”。“执行乱”是指法院内部执行工作的无序以及执行过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现象，“执行乱”是执行权力滥用、错用的表现，也加剧了“执行难”，进而损害了司法权威。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上看，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日常性、专门针对违法执行行为设定的制约性权力，也有利于及时纠正“执行乱”，间接化解“执行难”。
二、现行民事执行中检察监督的法律瓶颈
（一）立法的模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大多数学者认为该条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原则，但是，该条款并未明确说明人民检察院有权监督民事执行活动。因此，法院和一些学者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认为立法没有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虽然，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本属于两种性质有别的行为，通常也不认为审判包括执行，但是，不能仅仅从文义解释来解释该条文，应该从立法本意或体系解释等方面综合考虑，事实上，无论从体系解释来看，还是就立法本意而言，此处中的“审判”应该含有“执行”之意。
我国立法将民事审判和强制执行混合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审判”应该包含“民事执行”在内，这种观点在当年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内部早已达成共识。1991年4月2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王汉斌主任委员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说明》的第八部分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已经确定无疑地阐明了该法条的立法本意。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使用的是广义的“审判”，民事执行应该包括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因此，“执行中的检察监督没有法律根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二）司法解释的自相矛盾
1986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该条也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其实，在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八部分为“执行”，这表明了人民法院在传统上是将民事执行工作作为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尤为明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公布并是实施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审判人员在执行工作中也会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该办法的第70条规定：“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鉴定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对执行人员也进行审判纪律处分。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06年公布的《关于执行案件督办工作的规定（试行）》、与2008年公布的《关于使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文件均表明人民法院认为“审判”是包括“执行”的。
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对来自检察机关的监督一直都“很不感冒”，这与法院系统极力强化的内部制约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公布的《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并于1998年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不予受理。”最后其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虽然人民法院已经在事实上承认“审判”包括“执行”，但在实践中，当检察机关欲履行监督职责时，其确不承认“执行”是“审判”的一部分，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通知不予受理。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最高法院把“执行”作为“审判”的应有之义来看待。
（三）立法缺陷给检察监督带来的尴尬
立法层面的缺陷，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屡遭尴尬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现行民事执行检查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上有以下五大结构性缺陷：第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甚至的力度不够；第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内容空泛、全能模糊和权力结构不明；第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措施权立法严重不足；第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不能全方位覆盖审判行为所涉及的领域；第五，审判机关接受监督义务没有明确化、法定化。
针对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漏洞，迫于无奈，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两次向各级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时，一律将抗诉书副本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显然，这是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甚至治标的效果也不佳，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仍无法实施。
最高法院对检查监督的抵制的规定，实质上是以被监督者的身份限定监督者进行监督的范围，这不仅是违法的，更是违反了宪法第129条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在实践中，人民法院“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不但“久治不愈”，反而“愈演愈烈”，这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滋生的负面作用，还与民事执行活动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笔者认为，我国的检查机关是形式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对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与执行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实质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宪法多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体现，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只有真正引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和执行乱的问题，进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策略
针对立法上和司法解释上对执行检察监督的漏洞，我国应该从立法上完善我国的检察监督制度，从而更有效地解决“执行乱”、“执行难”的问题，应该将我国民诉法第14条该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明确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是指监督针对什么主体的问题。对此问题，理论界大体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说，即主张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检察监督不仅针对法院执行部门，而且应该接受检察监督的主体还可以包括执行活动中的当事人，如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此外还有其他的关系人等等。对这些主体在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检察院都可以进行监督，加以纠正。另一种是狭义说，即认为检察院作为一种公权力机关或国家权力的代表，发挥的应该是对公务员进行监督的专门机关作用。笔者认为狭义说更符合我国的国情，第一，从我国的法制现状以及检察机关的实际能力来看，将所有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监督范围非但不太现实而且也没必要。第二，检察机关对民事监督的重点在于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执行的情形。第三，对于执行人员故意不执行、拖延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的情形，检察机关也有权进行监督。第四，对于执行过程中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必须进行监督。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如上所述，如果只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那么把执行活动中的什么东西作为实施监督的对象。对此问题，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主张检察院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所有裁定都可以提起抗诉。在使法律文书确认的实体上权利义务逐渐得以实现的执行过程中，负责推动执行程序的法院可能需要作出种种权威性的决定。这些决定的相当一部分往往以裁定的方式来体现或表达。但是，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可以有所限定，即不一定针对所有的裁定。相反，对于法院在执行过程汇总可能作出其他样式的法律文书，如决定或通知等，也应该作为检察监督的对象。此外，法院的执行活动还包括行为，如扣押物品、查封财产等，予以处分；还有对妨害执行的人员实施罚款，等等，这些都应该作为检察监督的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所有的裁定。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启动方式
对于执行检察监督如何启动的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检察院原则上是在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才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即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受到了不当或违法的执行侵害的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找到检察院上访申诉了，对法院有错误的法律文书和相关执行行为才能启动检察监督。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除了根据当事人等的申诉之外，任何场合下只要发现执行有违法有错误，检察院都能介入执行活动，依职权进行纠错。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活动是由当事人启动的，是解决公民之间的私权利，检察院作为公权力不应该主动介入，除非该公民间私人利益涉及到公共利益，检察院才能主动启动。因此，我国应该建立以当事人申诉为原则，检察院主动启动为辅的执行检察监督启动方式。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第二次修正）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9年1月28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7年12月17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1998年9月22日发布的《上海市献血条例》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本市医疗用血需要，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居住在本市管辖区域内适龄、健康的公民，均有履行献血的义务。
提倡公民无偿献血。
第三条 本市实行公民义务献血制度与公民个人储血、家庭成员互助、单位集体互助及社会援助相结合的用血制度。
第四条 在本市管辖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均有宣传义务献血、普及血液科学知识和组织本单位、本地区公民献血的责任。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领导公民义务献血工作。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管辖区域内公民义务献血工作，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一）制定实施本条例的有关制度和技术规范；
（二）制定本市公民义务献血的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统一负责本市与外省市的血液调剂工作；
（四）印发公民义务献血凭证；
（五）管理公民用血；
（六）决定奖励与处罚。
第七条 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一）根据市公民义务献血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本管辖区域的规划和计划；
（二）安排、指导、督促本管辖区域内的公民义务献血工作；
（三）管理公民用血；
（四）决定本管辖区域内的奖励与处罚。
第八条 市和区、县设献血办公室，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负责公民义务献血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献血公民所在单位、居住地区组织的职责：
（一）依据本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或者本地区公民依次献血的计划；
（二）组织本单位、本地区公民进行献血体格检查和义务献血，保证本单位年度献血计划的完成；
（三）协助献血办公室做好用血管理工作。
第十条 采血单位的职责：
（一）遵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和采血、储血技术规范以及有关管理制度，保护献血公民的健康，保证血液质量；
（二）做好医疗供血工作。
第十一条 医疗单位的职责：
（一）根据病人病情决定用血，做到计划用血，开展成份输血、自身输血；
（二）执行输血技术规范，保证输血安全；
（三）配合献血办公室做好公民用血的管理工作。
第三章 公民献血义务
第十二条 二十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男性公民和二十周岁至五十周岁的女性公民中，符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的，按照下列规定履行献血义务：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每五年献血一次；
（二）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后的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献血一次；
（三）驻沪部队（包括武装警察部队）的军人在服役期间献血一次；在本市居住超过五年的军人，每五年献血一次；
（四）中央和外省、市、自治区在本市的单位，每年按单位符合公民义务献血条件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比例组织献血。
第十三条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包括学生、军人，下同）献血，由所在单位组织进行；也可以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直接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登记献血，计入单位年度完成献血计划数。
无工作单位公民的献血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组织进行。无工作单位公民也可以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直接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登记献血。
第十四条 公民献血前必须到献血办公室指定的单位进行体格检查，经检查合格者方可献血。
公民献血的一次献血量为二百毫升。如公民要求一次献血量为四百毫升，可以按照履行两次献血义务计算。公民可以提前履行献血义务。献血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四个月。
第十五条 公民献血后，由采血机构发给《公民义务献血证》，并给予规定的营养费；无偿献血的，发给《公民无偿献血证》。对完成献血年度计划的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发给《完成献血计划证》。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在献血的当日和次日享受公假。
第四章 公民用血权利
第十六条 公民按照本条例规定已经履行献血义务的，实行个人储血用血制度，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公民义务献血证》（或者《公民无偿献血证》）用血。
第十七条 下列公民实行社会援助用血制度：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凭本人《居民身份证》用血；本人及家庭成员均无献血义务的公民，凭户口簿和有关证明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办理用血证明。
第十八条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实行单位集体互助用血制度：公民所在单位完成上一年度献血计划的，凭单位《完成献血计划证》用血，但公民个人未按照规定履行献血义务的除外。
单位未完成上一年度献血计划或者有工作单位的公民未按照规定履行献血义务的，需要用血时，分别由单位或者公民个人向所在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申请用血证明，根据用血量由申请人交纳押金，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献血计划或者履行献血义务。在规定期限内，单位完成了献血计划
的，退还押金；公民个人履行了献血义务的，退还押金；公民个人用血以后因年龄或者健康状况不符合献血标准的，退还押金。
第十九条 无工作单位的公民，实行家庭成员互助用血制度，凭家庭成员中的《公民义务献血证》（或者《公民无偿献血证》）和户口簿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办理用血证明；其家庭成员不能互助解决的，凭户口簿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申请用血证明。
第二十条 医院凭本条例规定的用血证明、证件，供给所需要的血液。
第二十一条 急诊抢救病人需要医疗用血时，医院应当先给予用血，单位或者公民再分别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补办用血手续。
第二十二条 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不享受公费、劳保医疗待遇的，在医疗用血后，可以凭《公民无偿献血证》和用血费收据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报销与无偿献血等量的医疗用血费。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三条 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无偿献血累计一千毫升以上的个人；
（二）献血累计二千毫升以上的个人；
（三）在组织献血或者采血、用血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按照每二百毫升输血费金额的一至十倍处以罚款，有关单位还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在本市或者到外省市采集或者采购血液的，按照采血量处以罚款；
（二）单位或者个人雇用他人冒名顶替献血的，按照血量处以罚款；
（三）单位未完成上一年度献血计划的，按照未完成计划人数的应献血量处以罚款；
（四）无工作单位的公民未按照规定履行献血义务，其家庭成员和本人用血又不能互助解决的，用血时按照用血量处以罚款。
第二十五条 组织他人卖血从中牟利的，伪造献血证件或者献血记录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按照血量处以输血费金额的一至二十倍罚款。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医务人员未按照规定采血造成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成采血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拒不履行献血义务的，由单位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制裁。
第二十八条 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对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罚款上缴国库。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既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外地临时来本市就医的病人需要医疗用血时，应当持医院出具的需要用血证明和本人证件向医院所在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申请用血证明。
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和华侨、外国人因病需要医疗用血时，凭本人有关身份证件，由医院供给所需血液。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指的家庭成员以户口簿登记为准。
第三十二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89年7月1日起施行。
1989年1月28日
民事执行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机关认为受其监督的民事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者存在错误，要求受监督的民事执行机关予以矫正的制度。根据主体不同，民事执行监督包括以下方面：法院监督、检察监督、人大监督、党委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其中检察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存在错误，要求法院予以纠正的制度。检察监督有许多重要作用：
1.有利于确保执行公正，预防司法腐败，维护司法权威。民事执行是保证生效裁判实现的司法活动，它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延伸，在具体实施中应该在确保执行公正的条件下迅速有效及时执行。在民事执行活动中，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不仅将严重损害法院的司法权威，而且会造成司法的严重不公。然而检察院对其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一方面，它能及时指出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这是对法院公正的一种保障，另一方面，对因地方保护、行政干预等因素导致的执行难，通过检察机关的介入和监督，可以与法院形成合力，提高执行中的抗干扰能力，使执行难得到有效缓解，这也是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一种支持。
2.有利于维护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法院错误或违法的执行行为必然会给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是为了规范和保障民事执行权的合法运行，在客观上起到维护当事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3有利于克服“执行乱”，缓解“执行难”。“执行乱”是指法院内部执行工作的无序以及执行过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现象，“执行乱”是执行权力滥用、错用的表现，也加剧了“执行难”，进而损害了司法权威。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上看，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日常性、专门针对违法执行行为设定的制约性权力，也有利于及时纠正“执行乱”，间接化解“执行难”。
二、现行民事执行中检察监督的法律瓶颈
（一）立法的模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大多数学者认为该条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原则，但是，该条款并未明确说明人民检察院有权监督民事执行活动。因此，法院和一些学者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认为立法没有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虽然，民事审判和民事执行本属于两种性质有别的行为，通常也不认为审判包括执行，但是，不能仅仅从文义解释来解释该条文，应该从立法本意或体系解释等方面综合考虑，事实上，无论从体系解释来看，还是就立法本意而言，此处中的“审判”应该含有“执行”之意。
我国立法将民事审判和强制执行混合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民事审判”应该包含“民事执行”在内，这种观点在当年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内部早已达成共识。1991年4月2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王汉斌主任委员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说明》的第八部分中指出：“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有效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目前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执行难的问题比较突出。”这已经确定无疑地阐明了该法条的立法本意。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使用的是广义的“审判”，民事执行应该包括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因此，“执行中的检察监督没有法律根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二）司法解释的自相矛盾
1986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该条也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其实，在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第八部分为“执行”，这表明了人民法院在传统上是将民事执行工作作为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尤为明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公布并是实施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审判人员在执行工作中也会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该办法的第70条规定：“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鉴定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对执行人员也进行审判纪律处分。随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06年公布的《关于执行案件督办工作的规定（试行）》、与2008年公布的《关于使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文件均表明人民法院认为“审判”是包括“执行”的。
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对来自检察机关的监督一直都“很不感冒”，这与法院系统极力强化的内部制约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公布的《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并于1998年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发现本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提出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不予受理。”最后其于2000年公布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虽然人民法院已经在事实上承认“审判”包括“执行”，但在实践中，当检察机关欲履行监督职责时，其确不承认“执行”是“审判”的一部分，且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通知不予受理。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最高法院把“执行”作为“审判”的应有之义来看待。
（三）立法缺陷给检察监督带来的尴尬
立法层面的缺陷，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屡遭尴尬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现行民事执行检查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上有以下五大结构性缺陷：第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甚至的力度不够；第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内容空泛、全能模糊和权力结构不明；第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措施权立法严重不足；第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不能全方位覆盖审判行为所涉及的领域；第五，审判机关接受监督义务没有明确化、法定化。
针对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漏洞，迫于无奈，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两次向各级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时，一律将抗诉书副本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显然，这是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甚至治标的效果也不佳，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仍无法实施。
最高法院对检查监督的抵制的规定，实质上是以被监督者的身份限定监督者进行监督的范围，这不仅是违法的，更是违反了宪法第129条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在实践中，人民法院“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不但“久治不愈”，反而“愈演愈烈”，这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滋生的负面作用，还与民事执行活动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笔者认为，我国的检查机关是形式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专门机关，有权对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与执行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实质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宪法多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活动中的体现，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只有真正引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执行难和执行乱的问题，进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三、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立法策略
针对立法上和司法解释上对执行检察监督的漏洞，我国应该从立法上完善我国的检察监督制度，从而更有效地解决“执行乱”、“执行难”的问题，应该将我国民诉法第14条该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明确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是指监督针对什么主体的问题。对此问题，理论界大体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说，即主张民事执行活动中的检察监督不仅针对法院执行部门，而且应该接受检察监督的主体还可以包括执行活动中的当事人，如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此外还有其他的关系人等等。对这些主体在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检察院都可以进行监督，加以纠正。另一种是狭义说，即认为检察院作为一种公权力机关或国家权力的代表，发挥的应该是对公务员进行监督的专门机关作用。笔者认为狭义说更符合我国的国情，第一，从我国的法制现状以及检察机关的实际能力来看，将所有民事执行案件纳入检察监督范围非但不太现实而且也没必要。第二，检察机关对民事监督的重点在于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执行的情形。第三，对于执行人员故意不执行、拖延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的情形，检察机关也有权进行监督。第四，对于执行过程中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必须进行监督。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如上所述，如果只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那么把执行活动中的什么东西作为实施监督的对象。对此问题，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主张检察院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所有裁定都可以提起抗诉。在使法律文书确认的实体上权利义务逐渐得以实现的执行过程中，负责推动执行程序的法院可能需要作出种种权威性的决定。这些决定的相当一部分往往以裁定的方式来体现或表达。但是，笔者认为从逻辑上讲可以有所限定，即不一定针对所有的裁定。相反，对于法院在执行过程汇总可能作出其他样式的法律文书，如决定或通知等，也应该作为检察监督的对象。此外，法院的执行活动还包括行为，如扣押物品、查封财产等，予以处分；还有对妨害执行的人员实施罚款，等等，这些都应该作为检察监督的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所有的裁定。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启动方式
对于执行检察监督如何启动的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检察院原则上是在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才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即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受到了不当或违法的执行侵害的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找到检察院上访申诉了，对法院有错误的法律文书和相关执行行为才能启动检察监督。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除了根据当事人等的申诉之外，任何场合下只要发现执行有违法有错误，检察院都能介入执行活动，依职权进行纠错。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活动是由当事人启动的，是解决公民之间的私权利，检察院作为公权力不应该主动介入，除非该公民间私人利益涉及到公共利益，检察院才能主动启动。因此，我国应该建立以当事人申诉为原则，检察院主动启动为辅的执行检察监督启动方式。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
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第二次修正）
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第二次修正）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9年1月28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7年12月17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1998年9月22日发布的《上海市献血条例》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本市医疗用血需要，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居住在本市管辖区域内适龄、健康的公民，均有履行献血的义务。
提倡公民无偿献血。
第三条 本市实行公民义务献血制度与公民个人储血、家庭成员互助、单位集体互助及社会援助相结合的用血制度。
第四条 在本市管辖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均有宣传义务献血、普及血液科学知识和组织本单位、本地区公民献血的责任。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领导公民义务献血工作。
市和区、县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管辖区域内公民义务献血工作，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一）制定实施本条例的有关制度和技术规范；
（二）制定本市公民义务献血的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统一负责本市与外省市的血液调剂工作；
（四）印发公民义务献血凭证；
（五）管理公民用血；
（六）决定奖励与处罚。
第七条 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
（一）根据市公民义务献血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本管辖区域的规划和计划；
（二）安排、指导、督促本管辖区域内的公民义务献血工作；
（三）管理公民用血；
（四）决定本管辖区域内的奖励与处罚。
第八条 市和区、县设献血办公室，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负责公民义务献血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献血公民所在单位、居住地区组织的职责：
（一）依据本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或者本地区公民依次献血的计划；
（二）组织本单位、本地区公民进行献血体格检查和义务献血，保证本单位年度献血计划的完成；
（三）协助献血办公室做好用血管理工作。
第十条 采血单位的职责：
（一）遵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和采血、储血技术规范以及有关管理制度，保护献血公民的健康，保证血液质量；
（二）做好医疗供血工作。
第十一条 医疗单位的职责：
（一）根据病人病情决定用血，做到计划用血，开展成份输血、自身输血；
（二）执行输血技术规范，保证输血安全；
（三）配合献血办公室做好公民用血的管理工作。
第三章 公民献血义务
第十二条 二十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男性公民和二十周岁至五十周岁的女性公民中，符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的，按照下列规定履行献血义务：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每五年献血一次；
（二）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后的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献血一次；
（三）驻沪部队（包括武装警察部队）的军人在服役期间献血一次；在本市居住超过五年的军人，每五年献血一次；
（四）中央和外省、市、自治区在本市的单位，每年按单位符合公民义务献血条件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比例组织献血。
第十三条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包括学生、军人，下同）献血，由所在单位组织进行；也可以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直接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登记献血，计入单位年度完成献血计划数。
无工作单位公民的献血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组织进行。无工作单位公民也可以凭本人的《居民身份证》，直接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登记献血。
第十四条 公民献血前必须到献血办公室指定的单位进行体格检查，经检查合格者方可献血。
公民献血的一次献血量为二百毫升。如公民要求一次献血量为四百毫升，可以按照履行两次献血义务计算。公民可以提前履行献血义务。献血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四个月。
第十五条 公民献血后，由采血机构发给《公民义务献血证》，并给予规定的营养费；无偿献血的，发给《公民无偿献血证》。对完成献血年度计划的单位，由所在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发给《完成献血计划证》。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在献血的当日和次日享受公假。
第四章 公民用血权利
第十六条 公民按照本条例规定已经履行献血义务的，实行个人储血用血制度，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公民义务献血证》（或者《公民无偿献血证》）用血。
第十七条 下列公民实行社会援助用血制度：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凭本人《居民身份证》用血；本人及家庭成员均无献血义务的公民，凭户口簿和有关证明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办理用血证明。
第十八条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实行单位集体互助用血制度：公民所在单位完成上一年度献血计划的，凭单位《完成献血计划证》用血，但公民个人未按照规定履行献血义务的除外。
单位未完成上一年度献血计划或者有工作单位的公民未按照规定履行献血义务的，需要用血时，分别由单位或者公民个人向所在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申请用血证明，根据用血量由申请人交纳押金，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献血计划或者履行献血义务。在规定期限内，单位完成了献血计划
的，退还押金；公民个人履行了献血义务的，退还押金；公民个人用血以后因年龄或者健康状况不符合献血标准的，退还押金。
第十九条 无工作单位的公民，实行家庭成员互助用血制度，凭家庭成员中的《公民义务献血证》（或者《公民无偿献血证》）和户口簿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办理用血证明；其家庭成员不能互助解决的，凭户口簿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申请用血证明。
第二十条 医院凭本条例规定的用血证明、证件，供给所需要的血液。
第二十一条 急诊抢救病人需要医疗用血时，医院应当先给予用血，单位或者公民再分别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补办用血手续。
第二十二条 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不享受公费、劳保医疗待遇的，在医疗用血后，可以凭《公民无偿献血证》和用血费收据向居住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报销与无偿献血等量的医疗用血费。
第五章 奖 惩
第二十三条 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无偿献血累计一千毫升以上的个人；
（二）献血累计二千毫升以上的个人；
（三）在组织献血或者采血、用血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按照每二百毫升输血费金额的一至十倍处以罚款，有关单位还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在本市或者到外省市采集或者采购血液的，按照采血量处以罚款；
（二）单位或者个人雇用他人冒名顶替献血的，按照血量处以罚款；
（三）单位未完成上一年度献血计划的，按照未完成计划人数的应献血量处以罚款；
（四）无工作单位的公民未按照规定履行献血义务，其家庭成员和本人用血又不能互助解决的，用血时按照用血量处以罚款。
第二十五条 组织他人卖血从中牟利的，伪造献血证件或者献血记录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按照血量处以输血费金额的一至二十倍罚款。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管理人员、医务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医务人员未按照规定采血造成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成采血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有工作单位的公民拒不履行献血义务的，由单位视情况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制裁。
第二十八条 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对单位或者个人给予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罚款上缴国库。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既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市或者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外地临时来本市就医的病人需要医疗用血时，应当持医院出具的需要用血证明和本人证件向医院所在地的区、县献血办公室申请用血证明。
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和华侨、外国人因病需要医疗用血时，凭本人有关身份证件，由医院供给所需血液。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指的家庭成员以户口簿登记为准。
第三十二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89年7月1日起施行。
1989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