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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毛立新

　　1996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相隔七年之后的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次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成为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关注的热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由此带来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将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刑事执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引起公安机关的高度关注。目前，法学界正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行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制约

　　学者们提出，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应坚持以下主要原则：（一）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相结合原则；（三）坚持在现行宪法体制下进行修改原则。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大形势下，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应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制约，切实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于修改的幅度，多数学者认为，考虑到短期内宪法不可能再次修改、司法独立尚未确立等因素，目前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大改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小改又不能解决存在的许多问题，因而，实行中改较为适宜。关于修改的路径，多数学者认为应从解决目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突出问题入手，抓住重点，兼顾全局，逐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公正优先打击与保护、实体和程序并重

　　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多数学者主张应坚持公正优先，认为刑事诉讼的最主要价值是公正，没有公正的效率是零效率和负效率。在公正与效率不可兼得时，宁可牺牲效率也要维护公正。打击与保护并重。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适度平衡，既不能为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也不能因片面强调保护而削弱打击犯罪。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打击、轻保护”，因而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应突出人权保护。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多数学者认为应坚持两者并重，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因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重点重强调程序公正。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我国的程序性违法制裁机制，以进一步增强司法人员的程序意识，维护程序公正。

确立保障合法权利的诉讼制度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多数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学者们提出应对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予以修改，以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建立沉默权制度。多数学者认为赋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实现控辩平等，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予确认。考虑目前我国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实际情况，可先行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同时废止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

　　实行控辩平等和司法审查。学者们提出，应全面贯彻控辩平等原则，进一步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学者们还认为，应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的侦查强制措施，如拘留、搜查、扣押等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和法官审查批准，并建立我国的侦查法官制度。

　　改革羁押制度。学者们提出，虽然2003年司法机关清理超期羁押取得成效，但造成超期羁押的深层次原因尚未根除，必须通过改革诉讼制度加以解决。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羁押、超期羁押问题，学者们提出要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的分离，并根据不同案件需要科学设定办案期限。

完善刑事证据立法

　　创新证据概念。针对传统证据概念的“事实说”、“依据说”，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蕴含了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证据”，进而将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分为人证和物证。

　　正确认识证明标准。多数学者支持“法律真实论”，认为刑事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内心确信”的程度。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明必须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法律真实必须以客观真实为坐标。还有学者指出，对“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如何理解仍是个问题，因此必须设立具体的认定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有学者提出，不能让控方承担绝对的、无限的举证责任，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和辩护人也要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如在贪污贿赂案件中，关于赃款去向问题，应规定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关于程序违法的事实，有学者提出应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

　　强化庭审质证。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质证重视不够、庭审流于形式问题，部分学者提出要正确认识质证的法律属性，质证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能随意简化。还有学者提出，法官要更多地实行当庭认证，以强化庭审功能，避免“先审后定”、“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为解决证人出庭率偏低问题，学者们提出，应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对无故拒绝作证的证人应追究相应责任；应完善证人保护和证人保障制度，将保护范围扩大到证人的亲属，并对证人实行国家补偿制度。还有学者建议实行证人宣誓制度。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学者提出目前仅由两高司法解释加以规定，并仅对非法口供予以排除，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应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庭前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的做法，既没有达到防止法官先入为主的目的，还削弱了律师的知情权和辩护权。为解决辩护方难以了解检察机关的证据材料、无法充分行使辩护权问题，在我国设立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

　　研究毒品犯罪证据问题。就毒品犯罪中有关证据问题，有学者提出在认定“明知”要件时可采用推定的办法，以减弱控方举证的难度;对缉毒工作中使用的情报人员，其出庭作证要采取特殊的变通方法；缉毒中广泛运用的诱惑侦查方式，刑事诉讼法要设立限制性的规定等。(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一届〕第十五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正案》予以备案，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