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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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规定》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监管政法字〔2002〕 121号
关于发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规定》已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2年11月7日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规定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执法监督工作，全面掌握全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第三条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对管辖范围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情况、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登记、汇总，每半年度向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报告一次。
第四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工作统计报表》与书面分析报告组成。
第五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台帐登记制度和档案制度。
第六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在填写统计报表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填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和伪造。
第七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其统计资料的准确性负责。下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向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上报统计报表，必须经本部门主管领导审核、签署，并加盖公章。
第八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工作统计报表》，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一制发。
第九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统计报告上报的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第十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工作统计报表》应在年中（年底）后20日内，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度中心）。
第十一条本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工作统计报表
http://www.chinasafety.gov.cn/file/2004-01/aqzwxx2002/zwxx182-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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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的涵义
彭德才
一、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
我国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的涵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人民银行便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这暂行办法并未就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界定，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信用卡业务的基本涵义。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则对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法律文件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此种信用卡的定义为广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银行卡，包括借记卡在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这三个概念也逐渐被使用。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至此信用卡的涵义发生变化，按照该文件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借记卡不再属于信用卡，信用卡不再等同于广义的银行卡。信用卡与借记卡的主要区别是，信用卡可以在信用额度内透支，借记卡不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成了与信用卡相并列的概念。可见，金融术语中信用卡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现在金融术语上的信用卡是狭义上的概念。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将信用卡分为贷记卡与准贷记卡，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不同的发卡银行在各自制定的信用卡章程里也对信用卡做不同的分类。《中国银行信用卡章程》规定，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以下简称长城卡）是中国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金融支付工具，是持卡人按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核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准贷记卡。长城卡按信用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个人卡可分为主卡和附属卡，主持卡人可为其配偶及年满１８周岁的直系亲属申领不超过两张的附属卡，附属卡所有交易款项均计入主卡帐户，附属卡亦可应其主持卡人要求而注销。《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规定，牡丹卡分为金卡（单位卡）和银卡（个人卡）两种。《中信实业银行中信信用卡章程》规定，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按信誉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结算币种分为人民币卡和外币卡；按卡片影印内容分为彩照卡和非彩照卡。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借记卡又可细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转帐卡是实时扣帐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和消费功能。专用卡是具有专门用途（专门用途是指在百货、餐饮、饭店、娱乐行业以外的用途）、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功能。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
二、在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
随着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信用卡内涵的变化对刑事司法产生严重的影响，关键的一点是：对使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有的案件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理，有的按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王其道等伪造借记卡并使用，截止到案发，共提款人民币１００余万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其道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银行借记卡，骗取银行钱款，其行为被认定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有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３年３月黄飞冒用他人丢失的借记卡取款，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信用卡与借记卡已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银行卡，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则没有透支功能，与信用卡不同，认定被告人黄飞构成诈骗罪； 有的未作犯罪处理，例如，2002年4月26日，杜某、艾某使用拾得的借记卡和密码取款共计14600元后被抓获，追回被提取的现金14700元并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对杜某与艾某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在开庭审理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两名被告人没有实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伪造证件等诈骗行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龙卡为储蓄卡而非信用卡、虽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和目的但却没有拒不交还的情节等理由作了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对杜某、艾某判决宣告无罪。
刑事理论界对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是否包括“借记卡”也存在分歧。
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信用卡是一种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与结算工具，他有着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含义和特征，这就是信用，借记卡没有信用卡的特有功能与特质，因而两者不同。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从一开始就包含恶意透支的行为，显然这一规制重点的设置是以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为前提的，不具备透支功能的借记卡是不可能成为本罪对象的；第二，从刑事立法层面，我国信用卡诈骗罪肇始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而不是以1996年颁布的《信用卡管理办法》为依据，因此不能认为过去的信用卡就是今天的银行卡；第三，否定信用卡对借记卡的包容关系，并不会导致放纵利用借记卡实施犯罪的行为，因为对于使用伪造、作废或者冒用他人借记卡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完全可以以相关的可以相关的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解释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以往银行法律、法规对银行卡通称为信用卡，但是现在银行法律则将银行卡区分为贷记卡和借记卡，认为前者是信用卡，后者不是信用卡。如果刑法固守原有概念，认为所有银行卡都是信用卡，以银行卡为对象的犯罪，不管是贷记卡还是借记卡，都是信用卡犯罪，那么刑法这种认识无疑混淆了信用卡与非信用卡的界限，与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将使刑法显得荒谬。
肯定论者的理由是：首先，从法秩序一致性角度而言，刑法是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保障法，刑法具有第二位属性，在将违反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行为直接予以犯罪规定时，刑法使用的概念因来源于这些法律法规，其含义当然应与这些法律法规的概念一致。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只能是以1996 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刑法修订时立法本意上的信用卡是广义的信用卡，不能因为行政规范中有关名称的变更而改变刑法确定的内容；其次，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透支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不能将功能与特征混淆；最后，既然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就应充分有效利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防止条文的虚设。 也有学者从金融凭证与信用卡的区别来论述借记卡应该归属于信用卡。第一，无论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的汇票、本票、支票，还是第二款具体列举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都是金融业务的记载凭证。文义性是这些凭证的共同特征，其文义性表现为，这些金融凭证是可视可见的书面文字与数字记录。与文义性密切相关的特征是，汇票、本票、支票具有流通性而且流通性强，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则没有流通性或者流通性弱。借记卡是电子卡形式的信用工具，并非书面文义凭证，本身不具有流通性，不能成为质押、转让的对象，与汇票、本票、支票相比有重大的区别，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三种凭证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离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结算凭证的核心含义相对较远。相反，由于借记卡与狭义上的信用卡均属于银行卡业务范围，因而在刑法上与狭义上的信用卡的关系更近，将借记卡继续解释为“信用卡”比解释为“金融凭证”更为适当。第二，从体系解释上看，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则规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本罪的行为对象包括四类：一是汇票、本票、支票三种票据，二是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三是信用证等，四是信用卡。这说明这些票证的相同性，即均属于金融信用工具。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将上述金融票证诈骗犯罪分列数条加以规定，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票据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五条信用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相对应，刑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则是有价证券诈骗罪。在这样的体系安排中，将借记卡解释为信用卡，对于利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而不是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合理，更为妥当。
面对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分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立法解释无疑对统一司法具有积极意义。《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从银行卡的定义与刑法对信用卡定义的立法解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卡，也即相当于金融术语上的广义的信用卡。也即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包括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如何对借记卡诈骗行为定性，有时对被告人也可谓生死攸关。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信用卡诈骗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所以，将借记卡解释为金融结算凭证，在少数情况下，对于被告人来说，直接涉及到能否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对借记卡诈骗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处断是合适的。
首先，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1997）只能是以 1996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其立法的原意无疑是要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以后虽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对信用卡的含义作了调整，但实际上只是在名称上对信用卡进行了规范，这种行政法规中对定义的变化固然有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今后我们对刑法规定进行完善和修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这种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或改变刑法立法原意的理由。
其次，不能以可否透支来作为评判借记卡是否包括在“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内的标准。借记卡与贷记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其它功能上并没有实质区别。我们没有必要将利用具有基本相同功能的借记卡或贷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分别适用不同刑法条文且用不同的罪名加以惩处。试想当一个人拿着伪造的贷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而另一个人则拿着伪造的借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他们实施了同样的行为，给银行管理工作造成了同样的危害，但前者要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而后者则以一般诈骗罪定罪，且两者可能因法定刑的不完全相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从我国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来看，除了恶意透支以及这次修正案所规定的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不能适用借记卡使用的范围，其他如使用伪造的借记卡、使用作废的借记卡、冒用他人借记卡等诈骗行为方式都可能与贷记卡诈骗造成一样的社会危害性。特别是从我国实际来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借记卡，由于我国贷记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借记卡的发行量和使用频率要远远大于贷记卡，相应地在实践中发生借记卡诈骗的可能要比贷记卡大得多。就此而言，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立法解释将借记卡纳入信用卡诈骗规制的范围之内，将有效地起到预防和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作用。
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借记卡也应该纳入信用卡诈骗犯罪规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将借记卡从信用卡犯罪规制的范围内分离出来，就可能引发一些难题：当某人拿着一张伪造的贷记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是否应当认定使用伪造的贷记卡的行为为信用卡诈骗罪而认定使用伪造的借记卡的行为是一般诈骗罪，并实行数罪并罚呢？那么，假如使用的是两张贷记卡，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认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贷记卡取款总数已经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对使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则可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由此便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当今轻刑化的趋势也不相适应。
参考文献
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假借记卡骗银行是金融凭证诈骗》，中国法院网 www.chinacourt.org, 2003-07-28。
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拾得他人银行借记卡冒用取款构成诈骗罪》中国法院网www.chinacourt.org.2004-03-29。
⒊杨斌/王冰《对用拾得的储蓄卡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行为定性》载中国法院网 www.chinacourt.org. 2004-03-11。
⒋黄祥青《信用卡诈骗罪司法适用中的四个问题》载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⒌刘华《金融犯罪研究》载赵秉志主编《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下）》，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 1252页。
⒍于天敏/张凤彬《浅议信用卡诈骗的几个问题》，栽赵秉志《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7-1398 页。
⒎曲新久《对借记卡诈骗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载 正义网www.jcrb..com,2004-07-21。
⒏刘宪权《信用卡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3年第3期，第87-88页。
⒐刘宪权/张宏虹《涉信用卡犯罪刑法修正案及立法解释解析》，载《犯罪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4-5页。
财政部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人员脱钩有关问题的答复函
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深圳市财政局：
近接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及人民来信、来电，询问事务所脱钩改制中人员脱钩的有关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事务所人员脱钩，是指事务所职龄内在册人员，不再是原挂靠单位的在编人员，不再列入国家行政或事业编制系列之内。事务所不再是原挂靠单位的下属机构，挂靠单位不再以任何形式对事务所实施人事管理。
二、我部财会协字〔1998〕22号文件所列（一）1、“由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保管人事档案，提供人事服务”，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这里所指“有关部门批准”系指省级以上（包括省级）人事部门批准。
三、我部财办字〔1998〕45号文件要求，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事务所，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完成全部脱钩改制工作；挂靠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直接管理的事务所，应在1998年年底至迟在1999年一季度全部完成脱钩改制工作；所有的事
务所应在1999年年底前完成全部脱钩改制工作。人员脱钩是事务所脱钩的首要内容，凡在上述期限内，没有按要求完成人员脱钩的所不换发新的开业证书，注册会计师不换发新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四、经中编办、人事部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财政部设立“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附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简介），为脱钩后的事务所提供人事服务和人事代理。
五、我部财会协〔1998〕57号文件所列紧密型会计师（审计）事务所集团，由财政部批准的，可由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进行人事代理、提供人事服务。所属成员所人员经该中心办理合法手续，可在全国流动。
六、我部财协〔1998〕1号文件规定“以合作所名义招聘的中国员工，其人事关系均应转至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中心”，并在1998年年底前办理完毕，逾期未办，该所所属中国注册会计师不予换发新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涉外事务所的人事代理均集中在中国财会、资产
评估人才交流中心进行，可在全国范围按规定准予流动。
七、我部财会协〔1998〕55号文件有关发起人“国家规定职龄”的要求，可按下述各款掌握：
1、国家规定公务员职龄为60岁；
2、具有高级财会专业技术职称的，可按65岁掌握；
3、超过65岁、70岁以下，保留注册会计师身份，但不能担任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发起人。如确实需要、又能胜任、民主通过，应由事务所提出申请，经所在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同意，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转报财政部特批，可担任发起人，未经特批，均不予承认，换发新证
时不予换证。
八、事务所在脱钩改制中，要关心不再安排执行法定审计业务的老同志和部分行政人员。经挂靠单位同意，可从收取的净资产租赁费中，解决老同志的生活和安置费用，对于年轻同志，可规定一定期限，实行再就业。
附件：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中心简介
附件：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简介
一、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经中编办、人事部批准的全国性财会、资产评估人才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按股份公司的法定原则运作。按照国家目前对人才市场的管理体制，中心在开展人才交流工作方面，
依照国家对人才市场管理的政策规定独立进行，同时接受人事部、财政部监督指导，是全国人才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心在涉及财会、资产评估专业方面，归口接受财政部监督指导，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资产评估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在建制上属财政部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
理。
二、中心是为适应政府机构和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努力培育我国财会专业人才市场的需要，以及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设立。中心提供人事代理服务的对象主要是：
1、为脱钩改制后的事务所提供全员人事代理；
2、为原挂靠财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发起组建的企业脱钩后提供全员人事代理；
3、为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事业单位提供部分人事代理；
4、为双向选择的大、中专财会毕业生提供个人人事代理；
5、为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机关分流人员、出国留学人员提供个人人事代理；
6、为外国企业在华常驻代表机构的中方雇员提供人事代理；
7、为社会流动和待业财会人员提供人事代理。
三、中心遵循国家人才市场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的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为：
1、在契约化管理的基础上提供人事代理。包括：
（1）管理各类人员的档案，负责档案材料的收集、鉴别、整理、归档和保管，办理查阅和转递，并出具有关证明；
（2）保留各类人员的人事关系、干部身份和工资关系，并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调整、记载档案工资及计算工龄，办理转正、定级手续；
（3）负责办理会计、经济及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定和选拔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有关手续；
（4）提供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人才招聘和人才推荐服务，并负责办理有关流动手续；
（5）代办集体户口及符合进京条件的有关手续；
（6）代办各类社会保险；
（7）办理计划生育指标、独生子女证、结婚证明以及其他需要由人事部门证明的有关社会工作。
2、在信息化、网络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提供财会专业人才信息咨询服务。包括：
（1）接受、收集、整理、储存有关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资源，建立全国性人才信息网络；
（2）采取适当方式发布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供需信息；
（3）选拔、推荐高、中级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人才；
（4）组织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供需见面，组织人才交流会，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5）建立人才测评体系，进行财会、资产评估及高级经济管理人才测评，开发高层次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资源；
（6）协助委托单位制定人员发展规划、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改革方案，提供人事咨询服务；
（7）与有关国际、国家人才市场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收集、整理、储存、提供国际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信息，组织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国际交流。
3、在系统化、规范化、现代化及定向、速成、高质、实用的基础上开展专业培训。包括：
（1）授权组织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以及经济专业人才学历教育；
（2）授托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以及经济专业资格考试培训教育；
（3）组织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以及经济专业人才岗位培训教育；
（4）组织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以及经济专业人才继续培训教育；
（5）与国外有关组织合作进行专业人才培训。
4、结合中国特色、行业特点建立党、团组织，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及有关的社会活动。包括：
（1）接受在京事务所人员的党、团组织关系；
（2）组织事务所建立党、团支部，开展党、团活动；
（3）按党章规定，组建财政部人才交流中心党、团工委，直属财政部机关党、团委，组织事务所直属党、团支部的工作；
（4）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5）相应地建立工会、妇女组织，并结合行业特点开展群众工作。
中心自即日起为社会提供服务。
中心地址：北京海淀区厂洼街5号（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四楼）
联系电话：010－68483076，68483079
联系人：徐宁
1998年9月30日
彭德才
一、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
我国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的涵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国人民银行便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这暂行办法并未就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界定，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信用卡业务的基本涵义。１９９６年４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则对信用卡的具体含义进行了明确规定，该法律文件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此种信用卡的定义为广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银行卡，包括借记卡在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卡、信用卡、借记卡这三个概念也逐渐被使用。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至此信用卡的涵义发生变化，按照该文件的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借记卡不再属于信用卡，信用卡不再等同于广义的银行卡。信用卡与借记卡的主要区别是，信用卡可以在信用额度内透支，借记卡不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成了与信用卡相并列的概念。可见，金融术语中信用卡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过程，现在金融术语上的信用卡是狭义上的概念。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将信用卡分为贷记卡与准贷记卡，贷记卡是指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须先按发卡银行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帐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信用卡。不同的发卡银行在各自制定的信用卡章程里也对信用卡做不同的分类。《中国银行信用卡章程》规定，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以下简称长城卡）是中国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金融支付工具，是持卡人按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发卡银行核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准贷记卡。长城卡按信用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个人卡可分为主卡和附属卡，主持卡人可为其配偶及年满１８周岁的直系亲属申领不超过两张的附属卡，附属卡所有交易款项均计入主卡帐户，附属卡亦可应其主持卡人要求而注销。《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规定，牡丹卡分为金卡（单位卡）和银卡（个人卡）两种。《中信实业银行中信信用卡章程》规定，按使用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按信誉等级分为金卡和普通卡；按结算币种分为人民币卡和外币卡；按卡片影印内容分为彩照卡和非彩照卡。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借记卡又可细分为转帐卡、专用卡、储值卡。转帐卡是实时扣帐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和消费功能。专用卡是具有专门用途（专门用途是指在百货、餐饮、饭店、娱乐行业以外的用途）、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借记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功能。储值卡是发卡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其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
二、在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
随着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信用卡内涵的变化对刑事司法产生严重的影响，关键的一点是：对使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用借记卡进行的诈骗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出现了不同的认识，有的案件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处理，有的按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王其道等伪造借记卡并使用，截止到案发，共提款人民币１００余万元，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其道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银行借记卡，骗取银行钱款，其行为被认定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有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例如，２００３年３月黄飞冒用他人丢失的借记卡取款，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信用卡与借记卡已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银行卡，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借记卡则没有透支功能，与信用卡不同，认定被告人黄飞构成诈骗罪； 有的未作犯罪处理，例如，2002年4月26日，杜某、艾某使用拾得的借记卡和密码取款共计14600元后被抓获，追回被提取的现金14700元并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对杜某与艾某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在开庭审理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两名被告人没有实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伪造证件等诈骗行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龙卡为储蓄卡而非信用卡、虽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和目的但却没有拒不交还的情节等理由作了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对杜某、艾某判决宣告无罪。
刑事理论界对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是否包括“借记卡”也存在分歧。
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信用卡是一种国际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与结算工具，他有着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含义和特征，这就是信用，借记卡没有信用卡的特有功能与特质，因而两者不同。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从一开始就包含恶意透支的行为，显然这一规制重点的设置是以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为前提的，不具备透支功能的借记卡是不可能成为本罪对象的；第二，从刑事立法层面，我国信用卡诈骗罪肇始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而不是以1996年颁布的《信用卡管理办法》为依据，因此不能认为过去的信用卡就是今天的银行卡；第三，否定信用卡对借记卡的包容关系，并不会导致放纵利用借记卡实施犯罪的行为，因为对于使用伪造、作废或者冒用他人借记卡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完全可以以相关的可以相关的诈骗罪定罪处罚，而不至于束手无策。 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解释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以往银行法律、法规对银行卡通称为信用卡，但是现在银行法律则将银行卡区分为贷记卡和借记卡，认为前者是信用卡，后者不是信用卡。如果刑法固守原有概念，认为所有银行卡都是信用卡，以银行卡为对象的犯罪，不管是贷记卡还是借记卡，都是信用卡犯罪，那么刑法这种认识无疑混淆了信用卡与非信用卡的界限，与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将使刑法显得荒谬。
肯定论者的理由是：首先，从法秩序一致性角度而言，刑法是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保障法，刑法具有第二位属性，在将违反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的行为直接予以犯罪规定时，刑法使用的概念因来源于这些法律法规，其含义当然应与这些法律法规的概念一致。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只能是以1996 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刑法修订时立法本意上的信用卡是广义的信用卡，不能因为行政规范中有关名称的变更而改变刑法确定的内容；其次，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透支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种，不能将功能与特征混淆；最后，既然法律上已经明文规定了信用卡诈骗，就应充分有效利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防止条文的虚设。 也有学者从金融凭证与信用卡的区别来论述借记卡应该归属于信用卡。第一，无论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的汇票、本票、支票，还是第二款具体列举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都是金融业务的记载凭证。文义性是这些凭证的共同特征，其文义性表现为，这些金融凭证是可视可见的书面文字与数字记录。与文义性密切相关的特征是，汇票、本票、支票具有流通性而且流通性强，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则没有流通性或者流通性弱。借记卡是电子卡形式的信用工具，并非书面文义凭证，本身不具有流通性，不能成为质押、转让的对象，与汇票、本票、支票相比有重大的区别，与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三种凭证相比有较大的差异，离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结算凭证的核心含义相对较远。相反，由于借记卡与狭义上的信用卡均属于银行卡业务范围，因而在刑法上与狭义上的信用卡的关系更近，将借记卡继续解释为“信用卡”比解释为“金融凭证”更为适当。第二，从体系解释上看，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则规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本罪的行为对象包括四类：一是汇票、本票、支票三种票据，二是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三是信用证等，四是信用卡。这说明这些票证的相同性，即均属于金融信用工具。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将上述金融票证诈骗犯罪分列数条加以规定，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票据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金融凭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五条信用证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相对应，刑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则是有价证券诈骗罪。在这样的体系安排中，将借记卡解释为信用卡，对于利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而不是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更为合理，更为妥当。
面对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分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关于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一立法解释无疑对统一司法具有积极意义。《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金融机构）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从银行卡的定义与刑法对信用卡定义的立法解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卡，也即相当于金融术语上的广义的信用卡。也即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包括金融术语意义上的信用卡和借记卡。
如何对借记卡诈骗行为定性，有时对被告人也可谓生死攸关。由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信用卡诈骗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所以，将借记卡解释为金融结算凭证，在少数情况下，对于被告人来说，直接涉及到能否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对借记卡诈骗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处断是合适的。
首先，由于信用卡与借记卡分野于 1999 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此之前，商业银行系统内只有信用卡之称，而无银行卡之谓。故我国现行刑法（1997）只能是以 1996年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信用卡（即广义的信用卡）为规制对象。因此，其立法的原意无疑是要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诈骗罪规制的范围之内。以后虽然银行业务管理活动中对信用卡的含义作了调整，但实际上只是在名称上对信用卡进行了规范，这种行政法规中对定义的变化固然有其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今后我们对刑法规定进行完善和修正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这种变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影响或改变刑法立法原意的理由。
其次，不能以可否透支来作为评判借记卡是否包括在“信用卡诈骗罪”之“信用卡”内的标准。借记卡与贷记卡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其它功能上并没有实质区别。我们没有必要将利用具有基本相同功能的借记卡或贷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分别适用不同刑法条文且用不同的罪名加以惩处。试想当一个人拿着伪造的贷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而另一个人则拿着伪造的借记卡在取款机上取款，他们实施了同样的行为，给银行管理工作造成了同样的危害，但前者要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而后者则以一般诈骗罪定罪，且两者可能因法定刑的不完全相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从我国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来看，除了恶意透支以及这次修正案所规定的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不能适用借记卡使用的范围，其他如使用伪造的借记卡、使用作废的借记卡、冒用他人借记卡等诈骗行为方式都可能与贷记卡诈骗造成一样的社会危害性。特别是从我国实际来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借记卡，由于我国贷记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借记卡的发行量和使用频率要远远大于贷记卡，相应地在实践中发生借记卡诈骗的可能要比贷记卡大得多。就此而言，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立法解释将借记卡纳入信用卡诈骗规制的范围之内，将有效地起到预防和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作用。
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借记卡也应该纳入信用卡诈骗犯罪规制的范围之内。如果将借记卡从信用卡犯罪规制的范围内分离出来，就可能引发一些难题：当某人拿着一张伪造的贷记卡和一张伪造的借记卡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在处理的时候由于借记卡不属于信用卡，是否应当认定使用伪造的贷记卡的行为为信用卡诈骗罪而认定使用伪造的借记卡的行为是一般诈骗罪，并实行数罪并罚呢？那么，假如使用的是两张贷记卡，且取得与上述同样数额的款项，则对行为人只能以信用卡诈骗罪一罪认定。这种同行为不同罚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而且，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行为人使用伪造的借记卡和伪造的贷记卡取款总数已经达到某一犯罪的要求，但分别计算取款数额则均未达到犯罪的要求，这样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相反，如果按一罪处理则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 如对使用借记卡进行诈骗的行为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则可能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由此便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与当今轻刑化的趋势也不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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⒐刘宪权/张宏虹《涉信用卡犯罪刑法修正案及立法解释解析》，载《犯罪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4-5页。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人员脱钩有关问题的答复函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人员脱钩有关问题的答复函
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深圳市财政局：
近接各地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及人民来信、来电，询问事务所脱钩改制中人员脱钩的有关问题，现答复如下：
一、事务所人员脱钩，是指事务所职龄内在册人员，不再是原挂靠单位的在编人员，不再列入国家行政或事业编制系列之内。事务所不再是原挂靠单位的下属机构，挂靠单位不再以任何形式对事务所实施人事管理。
二、我部财会协字〔1998〕22号文件所列（一）1、“由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保管人事档案，提供人事服务”，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这里所指“有关部门批准”系指省级以上（包括省级）人事部门批准。
三、我部财办字〔1998〕45号文件要求，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事务所，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完成全部脱钩改制工作；挂靠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直接管理的事务所，应在1998年年底至迟在1999年一季度全部完成脱钩改制工作；所有的事
务所应在1999年年底前完成全部脱钩改制工作。人员脱钩是事务所脱钩的首要内容，凡在上述期限内，没有按要求完成人员脱钩的所不换发新的开业证书，注册会计师不换发新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四、经中编办、人事部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财政部设立“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附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简介），为脱钩后的事务所提供人事服务和人事代理。
五、我部财会协〔1998〕57号文件所列紧密型会计师（审计）事务所集团，由财政部批准的，可由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进行人事代理、提供人事服务。所属成员所人员经该中心办理合法手续，可在全国流动。
六、我部财协〔1998〕1号文件规定“以合作所名义招聘的中国员工，其人事关系均应转至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中心”，并在1998年年底前办理完毕，逾期未办，该所所属中国注册会计师不予换发新的注册会计师证书。涉外事务所的人事代理均集中在中国财会、资产
评估人才交流中心进行，可在全国范围按规定准予流动。
七、我部财会协〔1998〕55号文件有关发起人“国家规定职龄”的要求，可按下述各款掌握：
1、国家规定公务员职龄为60岁；
2、具有高级财会专业技术职称的，可按65岁掌握；
3、超过65岁、70岁以下，保留注册会计师身份，但不能担任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发起人。如确实需要、又能胜任、民主通过，应由事务所提出申请，经所在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同意，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转报财政部特批，可担任发起人，未经特批，均不予承认，换发新证
时不予换证。
八、事务所在脱钩改制中，要关心不再安排执行法定审计业务的老同志和部分行政人员。经挂靠单位同意，可从收取的净资产租赁费中，解决老同志的生活和安置费用，对于年轻同志，可规定一定期限，实行再就业。
附件：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中心简介
附件：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简介
一、中国财会资产评估人才交流开发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经中编办、人事部批准的全国性财会、资产评估人才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按股份公司的法定原则运作。按照国家目前对人才市场的管理体制，中心在开展人才交流工作方面，
依照国家对人才市场管理的政策规定独立进行，同时接受人事部、财政部监督指导，是全国人才市场的组成部分；中心在涉及财会、资产评估专业方面，归口接受财政部监督指导，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资产评估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在建制上属财政部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
理。
二、中心是为适应政府机构和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努力培育我国财会专业人才市场的需要，以及推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设立。中心提供人事代理服务的对象主要是：
1、为脱钩改制后的事务所提供全员人事代理；
2、为原挂靠财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发起组建的企业脱钩后提供全员人事代理；
3、为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事业单位提供部分人事代理；
4、为双向选择的大、中专财会毕业生提供个人人事代理；
5、为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机关分流人员、出国留学人员提供个人人事代理；
6、为外国企业在华常驻代表机构的中方雇员提供人事代理；
7、为社会流动和待业财会人员提供人事代理。
三、中心遵循国家人才市场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完善的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为：
1、在契约化管理的基础上提供人事代理。包括：
（1）管理各类人员的档案，负责档案材料的收集、鉴别、整理、归档和保管，办理查阅和转递，并出具有关证明；
（2）保留各类人员的人事关系、干部身份和工资关系，并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调整、记载档案工资及计算工龄，办理转正、定级手续；
（3）负责办理会计、经济及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定和选拔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有关手续；
（4）提供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人才招聘和人才推荐服务，并负责办理有关流动手续；
（5）代办集体户口及符合进京条件的有关手续；
（6）代办各类社会保险；
（7）办理计划生育指标、独生子女证、结婚证明以及其他需要由人事部门证明的有关社会工作。
2、在信息化、网络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提供财会专业人才信息咨询服务。包括：
（1）接受、收集、整理、储存有关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资源，建立全国性人才信息网络；
（2）采取适当方式发布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供需信息；
（3）选拔、推荐高、中级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人才；
（4）组织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供需见面，组织人才交流会，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5）建立人才测评体系，进行财会、资产评估及高级经济管理人才测评，开发高层次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资源；
（6）协助委托单位制定人员发展规划、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改革方案，提供人事咨询服务；
（7）与有关国际、国家人才市场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收集、整理、储存、提供国际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信息，组织财会、资产评估及经济专业人才国际交流。
3、在系统化、规范化、现代化及定向、速成、高质、实用的基础上开展专业培训。包括：
（1）授权组织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以及经济专业人才学历教育；
（2）授托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专业以及经济专业资格考试培训教育；
（3）组织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以及经济专业人才岗位培训教育；
（4）组织开展财会、资产评估以及经济专业人才继续培训教育；
（5）与国外有关组织合作进行专业人才培训。
4、结合中国特色、行业特点建立党、团组织，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及有关的社会活动。包括：
（1）接受在京事务所人员的党、团组织关系；
（2）组织事务所建立党、团支部，开展党、团活动；
（3）按党章规定，组建财政部人才交流中心党、团工委，直属财政部机关党、团委，组织事务所直属党、团支部的工作；
（4）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5）相应地建立工会、妇女组织，并结合行业特点开展群众工作。
中心自即日起为社会提供服务。
中心地址：北京海淀区厂洼街5号（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四楼）
联系电话：010－68483076，68483079
联系人：徐宁
1998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