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务教育收费管理办法(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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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足球流氓引起的球场暴力是一个长期困扰英国的严重社会问题，甚至被人称为是英国病。英国在规制足球流氓行为、维护足球比赛秩序和公共安全等方面先后制定了十余部法律，堪称足球安全立法最完备的国家。这些法律的实施在英国打击足球流氓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国家立法机构就针对足球球场安全与球场观众行为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足球场馆安全立法和对足球流氓的规制法律。

足球场馆安全立法

体育场馆作为足球比赛的重要场所，其安全性无论是对运动员还是球迷观众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海瑟尔球场惨剧及希斯堡惨剧都是由于体育馆内座位布置不充分以及入场观众过度拥挤，警察无法维持秩序而造成的。

英国政府通过制定足球场馆安全相关法律来维护球场比赛秩序，保护足球运动员及球迷的人身安全，遏制足球流氓的暴力企图。主要法律有1975年《体育场地安全法》(Safety of Sports Grounds Act，1975)和1987年《体育场所安全和消防安全法》(Fire Safety and Safety of Places of Sport Act，1987)。这些法律对在体育场馆的入口通道进行控制、交通与停车事宜、管理赛事工作人员等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当地政府当局负责颁发执照，并确保各体育场馆遵照安全指南的要求行事。

每个足球俱乐部都有特定的安全官员在比赛当天进行场馆设施安全管理，安全官员还负责招募和训练安全干事。这些法律法规在体育场馆的安全保卫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途径，减少了球场暴力骚乱发生的几率。

对足球流氓的法律规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足球场上的暴力活动显著增加，英国政府颁布法规和安全措施全力抗击流氓行为。

1986年通过的《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1986)对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犯有足球相关罪行的人员启用驱逐令，禁止他们进入英格兰和威尔士所规定的足球赛场。这一权限后被1989年《足球观众法》(Football Spectators Act，1989)中的条款所取代。

1989年《足球观众法》引入限制令，为防止球迷随英格兰国家队到国外比赛犯下足球暴力罪行，要求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外区域举行足球比赛时到警察局报到。

1991年《足球犯罪法》(Football Offences Act，1991)将在指定的足球比赛中有以下行为的：投掷炸弹，下流的或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行，冲入比赛区域，定为刑事犯罪。

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将倒卖足球比赛门票定为刑事犯罪。在公共场所倒卖门票或在交易过程中以任何方式(包括邮购的方式)转售门票均为犯罪。

1998年《犯罪与骚乱法》(Crime and Disorder Act，1998)将违反1989年法所规定的限制令定为可逮捕罪，并将监禁期限延长至6个月。

1999年《足球(违法与骚乱)法》(Football(Offences and Disorder)Act，1999)将限制令更名为“国际足球禁令”，并拓宽了施加的条件，准许将包括上交护照等条件纳入至“国际足球禁令”的范围。

2000年《足球(骚乱)法》(Football(Disorder)Act，2000)修正了1989年《足球观众法》中关于禁令的条款，将国际和国内的足球禁令合并，且实质上要求所有获禁令的人上交护照，以确保能有效禁止球迷到海外观看比赛。足球禁令的另两个临时权限是：授权地方法官基于牵涉骚乱的证据发布禁令；警察有权发布通告，要求相关个人参加治安法庭的禁令听证会。

2001年英国制定《足球骚乱法案》(Football Disorder Bill，2001)的目的就是无限期地延续这两项权力，同时继续沿用2000年法有关禁令的规定，并且授权地方法官对以前没有足球犯罪记录，但有涉及暴力或骚乱证据的人员实施禁令。诉讼程序要求警察证明其导致或促成了暴力或骚乱，并且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实施禁令有助于防止足球比赛暴力。

英国政府所颁布的条例和规定对维护英国职业足球联赛赛场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足球赛场秩序的治理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特别是严厉的足球禁令机制的实施不仅使国内足球观众暴力事件有所下降，而且有效制止了足球流氓的海外骚乱。

（作者单位：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
　　　　　　　　　　　　浅析农村黑恶势力的活动规律及特点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演变形态
　　（一）没有组织结构的结伙犯罪阶段。这个阶段的小团伙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团伙成员较少，临时勾结在一起。没有固定的组织成员和长远的犯罪目标，犯罪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团伙成员之间的联系也不太紧密，大多为临时结伙。通常实施一次或者数次犯罪便散伙，不是长期地、经常地纠集在一起实行犯罪。
　　（二）组织结构松散的团伙犯罪阶段。这个阶段的黑恶势力组织主要靠成员间的犯罪意识、利益及“哥们义气”维系团伙组织，没有明确的帮规条约或者不成文的规定，用于支持团伙发展壮大的资金还不够雄厚。有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一般成员不固定，由一定地域内的、自愿结合的、具有反社会倾向或越轨行为的人共同组成的落后小群体。成员之间也无明确的、固定的分工，组织结构较松散；从犯罪的特点来看，突发性、随意性强，犯罪前一般没有明确的计划、方案，实施犯罪时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犯罪的活动范围广泛，危害面较大，大多数团伙实施多种犯罪，侵害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复杂性、综合性，侵害对象往往不特定；犯罪手段凶残，不计后果。
　　（三）组织较为紧密集团犯罪———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中级形态。这一阶段的特征：一是犯罪人数多（3人以上），骨干成员固定或相对固定；二是经常纠集在一起，进行一种或数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三是有明显的首要分子。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纠集过程中形成的，有的首要分子是在纠集开始时就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四是有预谋地实施犯罪活动；五是不论作案次数多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或其具有的危害性都很严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经过结伙犯罪、团伙犯罪的发展形态之后，就发展到集团犯罪的形态。
（四）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高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针对黑社会在我国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提出的一个法律概念。根据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通过贿赂、威胁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四是在一定区域或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手段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发展的最高形态。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来达到自己聚敛钱财、称霸一方的目的。凭借着人熟、地熟、关系多的有利条件，以地缘、血缘、臭味相投为纽带纠合在一起，强拿恶要，盘踞一方，给当地群众心理上造成恐慌。
二、采取非法手段谋取钱财。主要表现为私设地下赌场、放高利贷，插手各种经济纠纷，受雇行凶，敲诈勒索，以凶、横、霸、狠称霸一方；近年来，农村赌博歪风盛行，赌博窝点相对隐蔽，不易发现和捣毁，赌博方式多样，流动性大。赌徒利用农村地形隐蔽，易于疏散聚赌人员等条件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等，极易滋生黑恶势力犯罪，这种所谓的“流动赌场”带坏了风气，污染了乡村文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追求经济利益采取暴力手段垄断行业。在农村，各类黑恶势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不法经济利益，为达到垄断经营的目的，对不听“劝告”的，轻则恐吓、威胁，重则进行殴打，甚至行凶杀人。在暴力开道下，形成了一批“菜霸‘、”鱼霸“、”砂霸’、“路霸”等。
　　四、受雇伤人，暴力插手经济纠纷，恶势力犯罪职业化、市场化趋势明显。调查发现，一些社会散闲人员拉帮结伙，以出卖拳头为业，各团伙均有相对固定的召集人和中介，一旦受雇于人，依托方便快捷的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动辄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规模越来越大，有的甚至有统一标志，作案工具也有固定的摆放地点，用时统一发放，不用时又由专人收回保管，每次受雇“办事”的路费、伙食费由专人负责开支，“办完事后”每人收取100－500元的出场费，少数团伙已具有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
五、黑恶势力逐步向政治领域渗透。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国家基层政权有两种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村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村官”化。“村官”的黑恶化是指农村党政干部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黑恶势力的“村官”化则主要是指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村两委会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基层政权从事罪恶勾当。如2006年打掉的昆明市东川区朱XX恶势力团伙中，团伙主要成员朱XX、王X系铜都镇人大代表，黄XX系碧谷镇人大代表，团伙成员张XX系村文书、李XX系村组长，自2001年纠集东川区铜都镇起嘎、龙潭等村的社会闲散人员和两劳人员，涉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故意伤害、滥砍滥伐破坏国家森林资源等多起恶性案件，致伤33人，严重扰乱了当地社会治安秩序。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从组织构成上看主体成员构成相似的特点：一是本地人多。无论是恶势力首要分子还是盲从的外围人员，基本上是本地人。二是社会闲散人员多。团伙成员大多无正当职业和谋生技能，成天四处游荡，不务正业。三是年龄结构低。团伙成员向低龄化发展，有的甚至是在校初、高中学生。四是文化水平低下者居多。团伙成员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缺乏社会公德，法制观念淡薄，谋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赌博、嫖娼、打架斗殴、好吃懒做的恶习，他们讲究哥们义气，崇尚外国黑社会、帮派中“亡命徒”式的行为模式，把吃喝玩乐、享受和称雄称霸作为追求目标。五是有“前科”的人员多。多数恶势力成员是有前科劣迹的“两劳”释放人员或被刑事拘留、治安处罚过的违法犯罪人员，有的甚至是“二进宫”、“三进宫”人员。这些人都是经过打击处理却劣性不改，甚至以此为“炫耀”资本的人员。调查表明，恶势力成员中受过打击处理的人员越多，或恶势力头目的劣根性越重，其恶势力团伙的“恶”性程度越大，社会危害性越严重。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乡镇、城乡结合部、乡村集贸市场。二是在饭馆、歌舞厅、网吧、电子游戏室、洗浴及其他娱乐服务等治安复杂场所，这些地方是其侵害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三是矿山、建筑、征地、交通运输及一些季节性的水果、野生菌、蔬菜等行业。如晋宁县苏XX恶势力团伙，该团伙为了垄断段明村、双龙湾等地的野生蘑菇生意，采取殴打、威胁和干扰等手段，不许其他商人收购，强迫村民以低价成交。又如东川区郭XX恶势力团伙，该团伙在汤丹镇进行非法采矿、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取豪夺等违法犯罪活动。四是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民族与周围的汉族之间，可能因信仰、习俗、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债务纠纷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引发冲突，以致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若处理不好各民族之间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如石林县以敖XX为首的汉族恶势力团伙，与以李X为首的彝族恶势力团伙之间，因争地盘、充老大、争女友等原因相互多次发生械斗并涉嫌多起伤害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