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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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

　　（1998年1月7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　月　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管理。
河道内的航道，适用国家和本市有关航道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 本市对河道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水利部门是本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河道管理工作，并负责管理行洪河道和城市供水河道(以下称市管河道)。
　　区、县水利部门是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市管河道以外的河道(以下称区县管河道)。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工作的领导。
河道防汛和清障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第六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河道管理单位、河道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河道管理，执行防洪调度命令和供水计划，维护河道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条 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市管河道委托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河道堤防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第九条 对维护河道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十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服从流域和水系综合治理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堤防安全，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畅通。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涉及航道的，应当征求航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涉及土地变更的，应当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河道的整治与建设，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资金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筹集。
　　第十二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等工程，修建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取水口、排污口、缆线等建筑物和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按照建设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并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确保河道功能正常发挥、保障防洪安全的责任书后，方可施工。
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需要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向原审查同意的河道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办理审查手续。
不得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影响河道功能正常发挥和防洪安全的项目。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派员到现场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工程施工影响堤防安全、河道行洪、排灌功能正常发挥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停止施工。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竣工报告、质检报告、竣工图报送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工程施工现场必须按照责任书的要求进行清理。
建设单位因施工造成河道堤防及其设施损坏的，应当负责赔偿；未按照责任书要求清理施工现场的，应当交纳清理费用。
　　第十四条 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
桥梁和栈桥的梁底高程必须按照防洪和航运的要求确定。
跨越河道的管道、渡槽、线路的净空高度，以及穿越河道的管道和在两堤之间埋设管道的深度，必须符合防洪和航运的要求。
　　第十五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已修建的闸涵、泵站和埋设的管道、缆线等设施，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并服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管理；不符合堤防安全要求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设施管理单位限期改建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第十六条 利用堤顶或者戗台修建公路、铁路的，必须报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利用堤顶、戗台修建的公路、铁路，应当服从堤防安全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路、铁路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城市、村镇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城市、村镇建设规划的临河界限为河道管理范围的外缘线。城市、村镇建设规划涉及河道管理范围的，应当事先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本条例施行前占用河道堤防的建筑物，应当逐步迁出。
　　第十八条 河道岸线的利用和建设，应当服从河道整治规划和航道整治规划。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涉及河道岸线开发利用规划，立项审批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利用河道岸线的建设项目，应当事先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河道岸线的界限为：有河堤的以河堤外坡脚为准；无河堤的，以护岸为准；既无河堤又无护岸的，以天然河岸为准。
　　第十九条 河道清淤和加固堤防取土以及进行河道整治需要占用土地，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解决。
因整治河道和河道入海口清淤增加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优先用于河道整治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
　　第二十条 河道整治和清淤弃土，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使用和处置，主要用于河道整治与建设，免交相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在市管河道管理范围内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必须报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市管河道以外的区县界河或者跨区县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有关各方达成协议或者未经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修建排水、阻水、引水、蓄水工程以及河道整治工程。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二条 河道管理设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第二十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护岸、护堤地及河道入海口。
护堤地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海河、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潮白新河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30米；
　　(二)州河、泃河(含引泃入潮)、还乡河(含故道和分洪道)、蓟运河、青龙湾减河(含引青入潮)、永定河、北运河、金钟河、子牙河、南运河(独流减河以上)、大清河、中亭河(左堤)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25米；
　　(三)北京排污河、马厂减河(独流减河以上)、新开河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20米；
　　(四)区县管河道为河堤外坡脚以外各10米；
　　(五)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的行洪河道不宜设护堤地的，在河道两侧各设不小于15米宽的防汛抢险通道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河道入海口的管理范围，纵向由挡潮闸起，无挡潮闸的由河道入海口的海岸线起，向海侧延伸至拦门沙的外缘；横向由河道入海口的中心线起，向两侧各延伸1500米至4000米。
海河入海口的管理范围，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 河道保护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30米；
(二)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20米；
(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河道，为护堤地以外15米。
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的行洪河道，以及区县管河道不设保护范围。
　　第二十五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必须符合河道行洪、排沥、输水、蓄水和航运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禁止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水文监测设施、测量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讯照明等设施。
未铺设路面的堤顶，除防汛抢险车辆外，禁止载重量3吨以上车辆通行；在雨雪泥泞期间，除防汛抢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第二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工程设施造成损坏或者造成河道淤积的，应当负责修复、清淤或者承担修复、清淤费用。
　　第二十八条 禁止非河道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
　　第二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围垦河道；
　　(二)擅自拦河筑坝以及修建阻水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三)在河滩地种植高秆农作物、芦苇和树木；
　　(四)设置阻水渔具或者其他障碍物；
　　(五)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六)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
　　(七)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容器；
　　(八)在堤防和护堤地内建房、放牧、开渠、采砂、采石、取土、打井、挖窖、挖筑池塘、葬坟、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以及进行集市贸易活动。
　　第三十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项目审批部门应当征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一)在河滩地内钻探、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
　　(二)在河道内固定船只、修建水上设施。
从事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按照准许的范围和作业方式进行，并接受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检查监督；对工程设施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 、采石、取土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审批。
　　第三十一条 在河道保护范围内，禁止打井、钻探、爆破、挖筑池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河道管理单位，应当加强河道滩地、堤防和河岸的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的管理。河流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不得填堵、占用或者拆毁；确需填堵、占用、拆毁的，必须报上级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未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擅自砍伐。
河道护堤护岸林木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河道护堤护岸林木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和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交育林基金。
　　市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城区内行洪河道护堤护岸林木的营造和管理，按照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护堤护岸林木。
第三十五条 在海河航行的船只必须限制航速行驶。限制航速的标志，由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交通管理部门设立。
汛期内，在河道行驶和停靠的船只必须遵守防汛指挥机构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兴建建设项目临时占用或者利用河道、堤防、河滩地、闸桥的，应当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协商一致，并给予适当补偿；对工程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三十七条 山区河道可能发生山体滑坡、崩岸、泥石流等灾害的河段，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地质等部门加强监测。
　　在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河段，禁止从事开山、采石、采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的活动。
　　第三十八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阻水障碍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市和区、县防汛指挥机构责令设障者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并由设障者负担全部清障费用。
　　第三十九条 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责成设施管理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四十条 在河道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门或者设置临时排水泵点的，必须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向河道排水(含污废水)，必须服从防汛统一调度和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排污口门的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排污口门的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排水。
在非汛期，因排放污废水造成河道(不含永定新河)水质污染、河道工程设施腐蚀损坏的，排污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河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赔偿损失，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对区县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河道管理的行为，可以直接查处。
区、县河道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市管行洪河道范围内发生的违反河道管理行为，进行查处。
　　第四十五条 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在制止不服从河道管理的行为时，可以采取暂扣车辆和机具物品的措施。
　　第四十六条 拒绝、阻碍河道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中的行洪河道是指：海河(三岔河口至入海口)、永定新河、独流减河、蓟运河、州河、泃河(含引泃入潮)、还乡河(含故道和分洪道)、潮白新河、北运河(三岔河口以上)、青龙湾减河(含引青入潮)、北京排污河、永定河、金钟河(孙庄子以下)、新开河(耳闸以下)、大清河、子牙河(与北运河交汇口以上)、子牙新河、南运河(独流减河以上)、马厂减河(独流减河以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摘要: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扩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关键词: 社会救助 救助自助者 辅助性原则 新行政法

　　传统行政法学主要以秩序行政为中心展开理论研究并建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国家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给付与服务责任。给付行政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升，成为国家重要的任务，行政法也从秩序行政时代过渡到了给付行政时代。德国在给付行政领域，自二战后自福斯特霍夫提出“生存照顾”（Daiseinsvorsorge）理论以来，无论从理论研究以及制度建构方面，均为各国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范本，尤其在社会救助方面，对于中国给付行政的发展与社会救助立法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社会救助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同时其又经历了最深刻的历史变化：从富贵阶层的施恩行善，到宗教慈善组织的扶弱济贫，再到国家承担救助责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实现从道义性救济向制度性救济的转变。而社会救助制度的这种历史演进又是与社会的工业化变革、国家社会职能的发展、人本主义及人权思想的普及紧密联系的。在当今世界的福利国家排名中，德国名列前茅。据德国劳动和社会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报告》，其当年社会福利支出高达754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i]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19世纪俾斯麦当政时代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作为德国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和学习德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目前探索如何“保障每个人，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生活得有尊严”，将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即以德国的社会救助作为给付行政的研究样本，以期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以及拓展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抛砖引玉。

　　一、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概述

　　（一）历史发展和最新改革

　　德国的社会救助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由城市、教会或手工业行会向贫病者提供的慈善救济。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贫困人口激增，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不断恶化，贫困阶层参加工人运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普鲁士王国先于1842年颁行了《普鲁士穷人照顾法》。统一德国后，又在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1883年）、工伤事故保险（1884年）、残疾和养老保险（1889年）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史称“俾斯麦模式”，后被其他工业国家纷纷仿效。[ii] 作为强制性的个人风险预防机制，社会保险制度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期由帝国国会统一立法，与此相反，由地方公共财政承担的社会救助的立法则仍交由各州负责。最早的全德国统一的社会救助法是魏玛共和国1924年颁布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和《关于公共救济前提、种类和范围的帝国基本原则》。

　　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61年制订了《联邦社会救助法》（BSHG），对社会救助作了一般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救助额度等细节问题则由各州立法决定。社会救助制度（Sozialhilfe）与社会保险制度（Sozialversicherung）、社会补偿制度(Sozialentschädigung)、社会促进制度(Sozialförderung)[iii]一起构成了德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自1990年代起，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社会福利支出剧增，社保制度滋生了“失业陷阱”、“贫困陷阱”等问题，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均成为重点改革的对象。施罗德政府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方案（哈茨IV）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在2003年底被联邦议会批准，但以施罗德为首的改革派也为此失去了很多选民和本党左翼人士的支持，在被迫提前举行的2005年换届大选中失于执政地位。根据哈茨IV方案，《联邦社会救助法》2005年1月1日起被作为《社会法典》的第12部法律并入该法典。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具有就业能力的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助金合并为失业金II（Arbeitslosgeld II）,作为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tssuchende，民间简称为Hartz IV）由2003年颁布的《社会法典》第2部来调整。而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社会保护网只为没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以及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合乎人的尊严的最低生活保障。[iv]

　　德国此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首先是强化个人的责任，强调获得社会保障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但其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回馈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受助者同时还应自负其责地管理其获得的救助金。其次是社会救助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紧密配合，通过激励和惩罚措施降低有就业能力的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使其及早重新就业，自食其力，融入社会。第三，改革社会救助行政机构，使其工作更有效率，更透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针对性。

　　（二）社会救助的宪法和法理基础

　　虽然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对社会救助进行了统一立法，但需要帮助者并不据此享有针对救助机构的可诉的救助请求权。直到1954年6月24日联邦行政法院在一个关于公共救济的判例中才确认：基于《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第2条“个性自由发展及身体不受侵犯”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第20条“社会国家原则”，公民享有受到法院诉讼保护的从国家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v]由此，确立了社会救助的三个宪法依据：人的尊严、个性自由发展和社会国家原则。对社会国家原则，德国学者普遍认为其最主要的目的都与社会救助息息相关，例如：反贫困救助；保障可以维持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平；通过消除社会依附性实现平等；保障个人抵御人生变故风险的能力以及提升和扩展财富。[vi] 但社会国家原则不能作为主张主观公权利的直接依据。[vii]所以，人的尊严作为基本权利对保障公民的社会救助权就显得意义更为重大。主观公权利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述判例使人的尊严与最低生存保障建立了牢固而直接的联系，因为该判例的核心观点是：“只要法律使某个救济机构承担有利于贫困者的义务，则贫困者享有相应的权利。”[viii] 这就使客观公权利转化成了主观公权利，对主观公权利学说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ix] 对于人的尊严与基本生存保障之间的关系，德国著名学者巴霍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宪政社会中个体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那么人的尊严即受到了侵犯”。[x] 人的尊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对其的讨论历久弥新。在德国当代学术界，关于人的尊严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天赋理论（ Mitgifttheorie）和能力理论（Leistungstheorie）。天赋理论认为，人的尊严作为个人的自我价值、特质或属性是造物主或自然赋予的。该理论因袭了自然法理论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且受到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影响。[xi]能力理论则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个人通过成功地塑造本体而自我决定做出的行为，强调人必须在本体的塑造和自我发现的过程中赢得尊严。[xii]虽然两种理论对人的尊严的产生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承认人的尊严作为社会救助宪法和法理依据的至上性与无可辩驳性。[xiii] 因为，人的尊严是维系所有宪法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基础。

　　（三）社会救助的目的、对象、种类和形式

　　1.社会救助的目的

　　社会法治国家原则是社会救助的宪法依据之一，它使国家负有义务来保障贫困者享有合乎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准。而社会救助法作为实体法则将宪法权利落实为贫困者的具体的可诉的实体权利。《社会法典》第12部第1条将社会救助的任务界定为：“使受助者能够合乎人类尊严地生活”。社会救助的目的是帮助自助者（Hilfe zur Selbsthilfe）。所以，“救助要尽可能地使受助者有能力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为达到这一目的，受助者和救助机构必须在其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相互合作。”[xiv] 此外，社会救助作为最后的保障网，具有次级性和辅助性，即：社会救助是用尽其他办法仍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时的辅助手段。具体而言，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力（如收入和财产）不能满足生活必需且没有可以支取的其他社会保险或没有亲属的扶养帮助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社会救助。[xv]

　　2. 社会救助的对象

　　正是基于社会救助的这种次级性，其救助的对象也具有有限性。经过2003年的哈茨改革，社会救助法中划定的救助对象进一步缩小，即只局限于没有就业能力的人。是否有就业能力的判断标准是每天可否至少从事三小时的就业劳动。据此，有权按照《社会法典》第12部获得救助的人包括：[xvi]（1）与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一起生活的没有就业能力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其15周岁以下的子女（15周岁以上即视为有就业能力）；（2）老年人（65周岁以上）和不具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的18至65周岁的人（患有疾病、残疾，每天工作少于三小时的人）；（3）处于特别的人生困境或其他生活境况的人（流浪者、刑满释放人员、需社会机构管教的行为异常的青少年等）。具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自2005年1月1日起不再享受社会救助金，但有权根据《社会法典》第2部申请针对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从广义的社会救助法角度来说，此类基本保障也可归属于社会救助，因为其也是由税收收入支付的，但这种基本保障非常强调受助者的义务和惩罚措施，以促使其积极争取再就业。

　　3．救助的种类

　　结合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社会救助法规定了下述救助类型：[xvii]（1）生活费用补助，指持续给付的用于保障受助者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费用，包括用于食物、住宿、衣物、个人卫生、家用器具、取暖以及满足日常生活个人需要的费用。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最低生活保障不仅指物质生活，还包括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例如尤其是对青少年成长比较重要的看戏、体育运动、旅游等活动。（2）对65对以上的老人和18至65岁长期就业能力减损的贫困者提供持续的基本保障；（3）为没有医疗保险的贫困者提供健康救助（包括预防性健康救助、疾病救助、计划生育、孕产救助等）；（4）为残障人士提供融入社会的帮助；（5）对需要长期或特殊、重症护理的人提供救助；（6）帮助处于特别的社会困境的人克服困难（主要针对前文所列举的第三类救助对象）；（7）对处于其他人生境遇的贫困者的救助（如对盲人、老人的救助以及丧葬补助）。

　　4. 救助给付形式

　　上述社会救助类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提供给受助者：金钱、实物和服务。其中，金钱是最主要的给付方式。在生活费补助金支付方面，德国每5年都要确定一个标准支付值（Regelsatz）,救助申请人获得的实际支付则根据其家庭结构及子女年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按照预定标准计算得出。[xviii] 此外，救助机构可以向求助者提供咨询、建议、联络信息、陪伴等服务给付，以帮助其寻找住房、养老院、培训机构等。而实物给付形式在社会救助中则很少运用。

　　（四）社会救助的行政程序和救济途径

　　德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实体法上的详细规定，而且还有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的切实保障。

　　社会救助的主管机关是市、县的社会局。将社会救助事务的行政管理权和财政负担下放到市县一级政府，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救助弱势群体，使其早日自力更生或进入其他社会保障体系。行政机关的社会救助行为是行政行为。其作出社会救助决定时必须依照《社会法典》第10部（行政程序和社保数据保护）规定的行政程序。该部法律细致规定了社会保障给付中行政机关应遵循的行政程序和社保求助人的程序权利（听证权、阅卷权等）。值得指出的是，该法律对个人社保数据的提取、加工、保存、转交、更正、消除等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与德国向来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一脉相承，同时也从数据保护的角度加强了对社保求助人的权利保障。

　　社会救助的申请不必以书面形式提出。社会局对求助人有全面的信息告知和咨询义务。在申请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社会局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该决定为行政行为。申请人如不服，应在收到该行政决定后先向社会局书面提出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复议和诉讼的期限均为一个月。自2005年1月1日起，社会法院除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案件外，还管辖有关寻求工作者基本保障的争议，社会救助争议也从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中抽离出来，转由社会法院管辖。社会法院因受理案件数量大增而不堪重负。[xix] 由此可见，德国民众在社会救助方面寻求司法保护的积极性很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法律保护意识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法院诉讼对于被保险人、被救助者以及残疾人是免费的。

　　二、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