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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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的决定
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的决定
鄂政发〔2005〕17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克难奋进,勇于创新,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对于促进全省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繁荣市场、增加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表彰和鼓励先进,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名单附后)。
希望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向受表彰的企业学习,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企业管理,加快科技进步,增强竞争能力,不断成长壮大。希望受表彰的企业再接再厉,与时俱进,为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再作新贡献。全省各级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优化环境,强化措施,改进服务,推动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全省优秀民营企业名单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鄂州市吴城钢铁有限公司
湖北劲牌有限公司
武汉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爱帝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银欣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省玉立砂带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
均瑶集团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远大制药集团股份公司
枣阳福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小天鹅(荆州)电器有限公司
武汉紫江包装有限公司
湖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武汉苏泊尔有限公司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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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国家里，公民社会的发育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相伴而生，一部变幻多彩的公民社会发展史正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侧面的真实缩影。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地逐步深入，公民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诉讼（抑或“打官司”）对普通老百姓不显陌生，民众在面对自身难以解决的难题时会主动到法院寻求救济。笔者所在法院的辖区属于典型的山区农村社会，伴随着我国“诉讼时代”地到来，民众之间的矛盾纠纷亦随之增多，越来越多的“官司”涌入法院。无置可否，律师作为以自身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的职业群体，在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诉讼是一项有着严格程式的活动，诉讼活动各方的利益考量对最终结果均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现笔者结合一案例重点就民事案件中的与律师相关的“律师费”现象展开思考。
一、案例导读
甲男与乙女系同村邻居，双方于1980年办理了结婚手续，共同生活至今三十余年，由于结婚时间早，属父母包办婚姻，婚后感情一般，为了家庭生计，双方之间亦未出现大的矛盾。2011年乙女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甲男离婚，其诉称双方婚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一直都是勉强将就过日子。现在自己年迈体弱，老伴亦漠不关心，还经常殴打自己，加之儿子不孝顺，自己生活没着落，在家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生活苦不堪言，故请求离婚，但男方则坚决不同意离婚。在应诉阶段，法官一直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工作，乙女仍决议离婚。后通过甲男，法官了解到：因乙女闹离婚男方家庭为此请双方的亲戚多次做调解工作，还达成了协议，协议中约定：儿子每月给母亲即乙女支付生活费600元，乙女无需干家里的农活；预留家庭现有的房屋中的一间归乙女使用，为乙女留一亩土地由其耕种等。法官分析该协议书后断定，乙女此次离婚并非其内心真实想法，双方的婚姻还有缓和的余地，只是家庭成员日常沟通不到位，欠缺方式方法，致使乙女决然离婚。在调解过程中，乙女的孩子和老伴均表态改正自身的行为，加之协议中还约定有房屋、土地使用等条款，表明乙女也认识到离婚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对结束这段婚姻仍心存疑虑。法官从子女、经济状况、家庭的亲情及友情角度给乙女做思想工作，辨法析理，乙女认识到自己在老年阶段草率离婚的种种负面影响，思想上一度有缓和的迹象，但最后征询其意见时仍坚持离婚。法官认为，男方及孩子均做出表态愿意改正自身的过错，满足了女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女方仍执意离婚，其中定有隐情。后乙女向法官坦露：因为自己没有钱，但是为了离婚还花高价聘请了专职的律师，现律师还未出场案件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律师费”就“打水漂”了，即便自己离婚后打工还债也心甘情愿，也就是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律师费”更加坚定了乙女离婚的信念。最终，因女方的执意坚持，这起本可以调解和好的婚姻案件未能调解成功。
通过上述的案例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事人因家庭矛盾诉请法院予以离婚，经过法官情、理、法的劝说，一般都能认识到自身草率离婚的不利后果，内心亦愿意维系这段婚姻，可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囿于先前给付的“律师费”而致自身的婚姻家庭幸福于不顾，执意离婚，当事人的终身幸福在金钱面前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分量不足呢？笔者所在的法院辖区属农村地区，随着农村社会的变革，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村离婚案件随之增多，与此同时，因民间借贷、相邻关系、宅基地、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权争端等各类民事案件亦不鲜见。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人们的“乡土情结”浓厚，很多民众极不愿意“诉讼缠身”，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可能因一场官司而“老死不相往来”，故调解等平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在农村社会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调解可以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可矛盾的化解绝非法院的一家之力所及，诉讼活动主体各方任何微小的心结均可能使调解“流产”，矛盾亦不能顺利化解。正如前文所述，“律师费”情结就就足以使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执迷不悟”，终致丢弃了自己到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最本真愿望，这类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与深思，我们不禁要问：“律师费”缘何一再使当事人困惑？
二、萌生当事人“律师费”情结的几重关系
如前文所述，诉讼有着严格的活动程式，期间任何可能微小的细节足以影响矛盾调处的结果，当事人的“律师费”情结的萌生亦有其现实存在的土壤，要真正弄清楚当事人此情结的缘由，我们首先得深入分析涉及到的下列关系。
（一）双方当事人之间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理论，法院奉行“不告不理”原则，需严格按当事人的诉请，通常在经过受理、应诉、举证、庭审等环节后居中裁判，故诉讼活动的“发动者”在争议的当事人一方，即只要矛盾中的一方诉至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后，诉讼活动即被启动。我国民事诉讼中推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官对涉及到双方实体争议的有关事实不主动调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提交的证据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事人经由私力救济无果诉诸法院时，他们暂时分属于矛盾的对立双方，一方为使法院能支持其诉请，定会竭尽所能收集证据，对方亦会采取对应的措施予以“还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效力高低之分，矛盾中的双方当事人会投入一定的精力去收集于己方有利的证据材料。“官司”到了法院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之间“水火不容”，当事人的心态亦十分复杂，不乏因争面子打“气官司”、找台阶下、以诉讼为“跳板”来促使对方改正错误、恢复自身遭到破坏的权利状态等情形，己方目的达成即善罢甘休。当然，在矛盾最终被化解之前，当事人仍会最大限度地对对方实施防御战略，以专业知识服务的律师自然受到了当事人的青睐，故在诉讼活动中不乏律师的身影。
（二）当事人与律师
依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顾名思义，律师是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群体，具体到民事案件领域，律师被当事人委托后方可代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联系律师与当事人的“纽带”即是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其主要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法律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应采用书面形式。委托代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合同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通常是有偿服务，因此，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十分慎重。近年来，民众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很多人在诉讼时通常会主动聘请专职律师，纷纷为自己赢得诉讼添加“砝码”，当然，律师的收费也不一而足，“律师费”遂加剧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其自然成为当事人在诉讼各个阶段的利益衡量因素。
（三）当事人与法官
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法官唯一服从地即是法律”，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要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充分审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案件事实居中裁判。当事人因矛盾纠纷诉至法院，目的是通过公权力救济进而化解矛盾，恢复生活的本真面貌。当前能动司法的语境下，法官不应是法律的机械适用者，更应扮演着“社会工程师”的角色，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一方面，法官要全面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实现；另一方面，法院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法官办案面临的主体即是争议的各方当事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语境下，法官与当事人就案件情况进行的对话频繁，鉴于目前农村社会的法治现状及经济条件，有时法官在与当事人“法言法语”交流时，对话机制并不畅通，当事人为实现自身诉讼利益最大化，多趋利避害，有时会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设置障碍。由于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不一而足，实践中当事人未向法官坦露的情结甚至会成为矛盾调处的最后关口，部分当事人会因为自身的“执拗”迷失自我。待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可能提起诉讼的初衷已非决定因素，反倒是“面子”或经济成本迫使当事人“执着前行”，“律师费”现象即是明证，由此会对法院的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三、法治意识的觉醒抑或权利救济的困境
不可否认，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律师业亦蓬勃兴起，律师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律师已走进了大部分“社会人”的生活视野，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正如学者所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进入了“诉讼时代”，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矛盾呈现出“迸发”的态势，涌入法院的案件激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众寻求公权力救济权利是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演进的程度，凸现了民众法治意识的觉醒。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农村社会里，矛盾纠纷最终进入法院，多数是当事人私立救济无果后的下策之举，除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外， “赌气”、“争面子”成分颇为普遍。当事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聘请专业的律师代为调查收集证据、参加庭审、实施调解活动等，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自由配置的体现，我们理应予以尊重。诉讼毕竟有成本和风险，在最终的裁判结果未定前充满了诸多未知因素，当事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理性应对。实践中，一旦一方聘请了专业的律师代为自己参与诉讼活动，通常另一方当事人在心理上至少会处于劣势，为增加自己的胜算，往往也会效仿之，双方的诉讼成本均被人为地抬升，因 “赌气”、“争面子”而打“官司”的当事人会形成“恶性循环”，极不利于矛盾的平和调处。笔者认为，这类现象值得注意，是否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对民众法治信仰的培育也只是奢望，民众法治意识能否真正觉醒，法治能否成为民众的信仰？
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启示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没有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资源客观上要求得到最优配置，利益衡量散见于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事人花钱聘请律师，是基于自身利益衡量的结果，在当前权利救济体系下亦符合资源最优配置原则，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现象已凸显出当下民事权利救济的困境。为什么私立救济途径不能很好地进行矛盾分流？我们的某些私立救济方式存在着哪些致命的弱点而为当事人舍弃？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与其最本真的权利救济愿望存在着怎样的现实冲突？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诉讼是公民权利救济的途径之一，但绝非最优地解决途径。在大力提倡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我们绝不应使民间其它纠纷解决道路凋敝，应根据社会变化形势因势利导，积极重构，经济条件的不发达决不应成为广大农村社会中权利救济的“短板”。
四、司法实践的思考
谈到中国的现实，农村问题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农村地区处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线，中央也曾多次对农村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基层山区法院所服务的对象正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桥头堡”，“律师费”现象折射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法律人思考。
（一）怎样降低民众的诉讼成本，切实为民司法
农村所在的辖区，地理优势不明显，加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民居住较为分散，到法院“打官司”自立案、应诉至庭审及宣判环节费时费力，如很多民众对基层法庭的设置位置不便及人手短缺就颇有微词。农村的经济较先前有了发展，但仍有待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经济实力略显不足，实践中的“律师费”现象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我们法官应贯彻为民司法理念，切实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实践中，针对行动不便等有特殊情况的群体可以实行简易立案、上门立案；针对距离法庭较远的案件，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将案件办在田间地头及农民群众的家中，减少当事人往来的诉讼开支，创新运用“马锡五审判”模式；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尽量不分案审理；对于符合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情形，应主动为当事人办理手续；针对一方当事人在外地的情形，能实行邮寄或电话等立案、调解的，要积极沟通，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对当事人前来咨询的有关法律事务，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解答，为其辨法析理。
（二）如何让民众信仰法律，使其法治意识真正觉醒
民众只有信仰法律，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社会才会井然有序。法院是适用法律的公权力机构，法官应当充当“社会工程师”的角色，通过个案的处理，实现个案正义，培育关联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社会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用法的前提是知法，民众能知法不一定能用好法，从法律被适用到形成信仰会有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普通老百姓遇到案件能主动找到法院，并聘请专职的律师为自身服务，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绝不能被动地接受。法官应当纠正民众对法治的误解，拉近民众与法律的距离，使他们明白：法律本身即来源于生活实际，法律是调解社会的秩序规则，法律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当下开展的“审判五进”活动即是一个契机，中国法治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个法律人奠基，民众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我们充分发力。
（三）民间纠纷调处机制有待健全，矛盾分流机制急需重构
总体看来，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分公力救济与私立救济两大类，相较于私立救济模式，公力救济有严格的程序，其“人情味”略显不足，很多民众对此难以接受，因此，很多农村民众以“到法院打官司为耻”，骨子里对“从公救济”充满敌意。私立救济建立在当事人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以平和、不伤和气方式化解矛盾而为当事人青睐，但一旦义务履行方不信守承诺，另一方当事人只得寻求公力救济，免不了要走弯路。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0日实施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法院应当受理”，但是，整个规定中受理的范围和认定的情形非常有限，且规定“共同申请”，在实践中作用有限。
水利部
关于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2003]634号
水利部召开的全国水资源工作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以下简称张掖会议），系统总结了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验，对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了更好地落实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对张掖经验的深入学习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广泛开展，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认识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人均水资源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缺水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措施，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通过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将使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得到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节水型社会建设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一样，具有重大和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必须坚持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指导，以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节水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着力进行制度建设，突出经济手段的运用，切实转变全社会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制度建设，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通过试点建设，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认真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
二、学习张掖经验，切实理清思路
张掖在节水型社会建设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通过用水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用水权指标控制相适应的水资源管理体系；通过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初步建立了与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体系；通过建设水资源配置和节水工程，初步建立了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体系。这些是张掖经验的主要内容。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张掖经验的学习活动。
学习张掖经验，要结合中央治水方针和新时期治水新思路，进一步加深对水权、水市场理论的理解；要联系水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把握住解决水资源问题的着力点，大胆探索节水型社会的建设途径。学习张掖经验是否取得成效，关键要看治水的思路和观念转变了没有，要看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了没有。
学习内容以汪恕诚部长张掖会议讲话要点、索丽生副部长讲话以及试点经验交流材料为主，有关内容已印发各地，各地可采取会议、培训班等形式，组织开展学习活动。
三、因地制宜确定试点，积极探索节水型社会建设途径
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水利部在甘肃省张掖市、四川省绵阳市和辽宁省大连市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水利部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和张掖会议的要求，尽快确定本省、区、市的试点，扎扎实实地把试点工作开展起来，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水型社会建设途径。
各流域机构要抓紧流域水资源规划的编制工作，要把用水权分配作为重要内容，尽快确定各区域用水指标，明晰初始用水权，为节水型社会建设奠定工作基础。
各地试点建设要特别注意水资源宏观控制指标和微观定额指标的确定，城乡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立，水价形成机制和水权交易市场规则的制定等几个关键环节，在运用经济手段促进节水、鼓励公众参与节水上下功夫，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创新统领试点，以试点促进创新。
丰水地区和缺水地区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中要因地制宜，有所区别。缺水地区要突出水资源总量控制，充分利用水市场机制；丰水地区要注重定额管理，注意发挥水价的调节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要将本省（区、市）确定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于2004年2月底前报水利部，水利部将予以公布。
四、与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相结合，部署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
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将是长期的过程。通过建设一批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我国节水型社会的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经济技术政策和宣传教育体系。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进行，总体部署为"两步两个层次"。"两步"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十五"期间和"十一五"前期，水利部重点在水资源紧缺、水污染严重、有示范性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地（市）级地区。这个阶段的试点突出创新和特色，能够基本覆盖我国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类型的地区，并能紧密结合国家水资源配置的宏观战略。第二步是"十一五"期间，重点开展以省和流域为单元的试点工作，建设省和流域节水型社会示范区，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两个层次"就是开展试点工作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通过确定国家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带动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水利部、各流域机构指导下进行建设；第二个层面是省（区、市），确定本省的建设试点，为本行政区域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示范。
各地要按照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与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相结合，以节水型社会建设为核心，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要深入分析水资源现状、问题及节水潜力，明确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统筹安排节水型社会建设布局，提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进行科学指导。
五、加强研究，广泛宣传，奠定和营造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科学基础和社会氛围
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是一项创新工作。各地要注重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技术经济政策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试点不停，研究不止的开放的研究风气，不断丰富和发展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科学认识。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工程。各地要重视对试点工作的宣传，要像建设小康社会那样，使节水型社会建设深入人心。各地要把每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宣传周"等集中宣传活动与日常宣传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节水型社会建设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经验，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案例导读
甲男与乙女系同村邻居，双方于1980年办理了结婚手续，共同生活至今三十余年，由于结婚时间早，属父母包办婚姻，婚后感情一般，为了家庭生计，双方之间亦未出现大的矛盾。2011年乙女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甲男离婚，其诉称双方婚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一直都是勉强将就过日子。现在自己年迈体弱，老伴亦漠不关心，还经常殴打自己，加之儿子不孝顺，自己生活没着落，在家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生活苦不堪言，故请求离婚，但男方则坚决不同意离婚。在应诉阶段，法官一直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工作，乙女仍决议离婚。后通过甲男，法官了解到：因乙女闹离婚男方家庭为此请双方的亲戚多次做调解工作，还达成了协议，协议中约定：儿子每月给母亲即乙女支付生活费600元，乙女无需干家里的农活；预留家庭现有的房屋中的一间归乙女使用，为乙女留一亩土地由其耕种等。法官分析该协议书后断定，乙女此次离婚并非其内心真实想法，双方的婚姻还有缓和的余地，只是家庭成员日常沟通不到位，欠缺方式方法，致使乙女决然离婚。在调解过程中，乙女的孩子和老伴均表态改正自身的行为，加之协议中还约定有房屋、土地使用等条款，表明乙女也认识到离婚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对结束这段婚姻仍心存疑虑。法官从子女、经济状况、家庭的亲情及友情角度给乙女做思想工作，辨法析理，乙女认识到自己在老年阶段草率离婚的种种负面影响，思想上一度有缓和的迹象，但最后征询其意见时仍坚持离婚。法官认为，男方及孩子均做出表态愿意改正自身的过错，满足了女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女方仍执意离婚，其中定有隐情。后乙女向法官坦露：因为自己没有钱，但是为了离婚还花高价聘请了专职的律师，现律师还未出场案件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律师费”就“打水漂”了，即便自己离婚后打工还债也心甘情愿，也就是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律师费”更加坚定了乙女离婚的信念。最终，因女方的执意坚持，这起本可以调解和好的婚姻案件未能调解成功。
通过上述的案例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事人因家庭矛盾诉请法院予以离婚，经过法官情、理、法的劝说，一般都能认识到自身草率离婚的不利后果，内心亦愿意维系这段婚姻，可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囿于先前给付的“律师费”而致自身的婚姻家庭幸福于不顾，执意离婚，当事人的终身幸福在金钱面前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分量不足呢？笔者所在的法院辖区属农村地区，随着农村社会的变革，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村离婚案件随之增多，与此同时，因民间借贷、相邻关系、宅基地、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权争端等各类民事案件亦不鲜见。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人们的“乡土情结”浓厚，很多民众极不愿意“诉讼缠身”，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可能因一场官司而“老死不相往来”，故调解等平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在农村社会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调解可以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可矛盾的化解绝非法院的一家之力所及，诉讼活动主体各方任何微小的心结均可能使调解“流产”，矛盾亦不能顺利化解。正如前文所述，“律师费”情结就就足以使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执迷不悟”，终致丢弃了自己到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最本真愿望，这类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与深思，我们不禁要问：“律师费”缘何一再使当事人困惑？
二、萌生当事人“律师费”情结的几重关系
如前文所述，诉讼有着严格的活动程式，期间任何可能微小的细节足以影响矛盾调处的结果，当事人的“律师费”情结的萌生亦有其现实存在的土壤，要真正弄清楚当事人此情结的缘由，我们首先得深入分析涉及到的下列关系。
（一）双方当事人之间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理论，法院奉行“不告不理”原则，需严格按当事人的诉请，通常在经过受理、应诉、举证、庭审等环节后居中裁判，故诉讼活动的“发动者”在争议的当事人一方，即只要矛盾中的一方诉至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后，诉讼活动即被启动。我国民事诉讼中推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官对涉及到双方实体争议的有关事实不主动调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提交的证据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事人经由私力救济无果诉诸法院时，他们暂时分属于矛盾的对立双方，一方为使法院能支持其诉请，定会竭尽所能收集证据，对方亦会采取对应的措施予以“还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效力高低之分，矛盾中的双方当事人会投入一定的精力去收集于己方有利的证据材料。“官司”到了法院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之间“水火不容”，当事人的心态亦十分复杂，不乏因争面子打“气官司”、找台阶下、以诉讼为“跳板”来促使对方改正错误、恢复自身遭到破坏的权利状态等情形，己方目的达成即善罢甘休。当然，在矛盾最终被化解之前，当事人仍会最大限度地对对方实施防御战略，以专业知识服务的律师自然受到了当事人的青睐，故在诉讼活动中不乏律师的身影。
（二）当事人与律师
依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顾名思义，律师是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群体，具体到民事案件领域，律师被当事人委托后方可代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联系律师与当事人的“纽带”即是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其主要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法律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应采用书面形式。委托代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合同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通常是有偿服务，因此，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十分慎重。近年来，民众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很多人在诉讼时通常会主动聘请专职律师，纷纷为自己赢得诉讼添加“砝码”，当然，律师的收费也不一而足，“律师费”遂加剧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其自然成为当事人在诉讼各个阶段的利益衡量因素。
（三）当事人与法官
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法官唯一服从地即是法律”，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要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充分审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案件事实居中裁判。当事人因矛盾纠纷诉至法院，目的是通过公权力救济进而化解矛盾，恢复生活的本真面貌。当前能动司法的语境下，法官不应是法律的机械适用者，更应扮演着“社会工程师”的角色，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一方面，法官要全面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实现；另一方面，法院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法官办案面临的主体即是争议的各方当事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语境下，法官与当事人就案件情况进行的对话频繁，鉴于目前农村社会的法治现状及经济条件，有时法官在与当事人“法言法语”交流时，对话机制并不畅通，当事人为实现自身诉讼利益最大化，多趋利避害，有时会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设置障碍。由于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不一而足，实践中当事人未向法官坦露的情结甚至会成为矛盾调处的最后关口，部分当事人会因为自身的“执拗”迷失自我。待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可能提起诉讼的初衷已非决定因素，反倒是“面子”或经济成本迫使当事人“执着前行”，“律师费”现象即是明证，由此会对法院的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三、法治意识的觉醒抑或权利救济的困境
不可否认，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律师业亦蓬勃兴起，律师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律师已走进了大部分“社会人”的生活视野，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正如学者所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进入了“诉讼时代”，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矛盾呈现出“迸发”的态势，涌入法院的案件激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众寻求公权力救济权利是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演进的程度，凸现了民众法治意识的觉醒。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农村社会里，矛盾纠纷最终进入法院，多数是当事人私立救济无果后的下策之举，除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外， “赌气”、“争面子”成分颇为普遍。当事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聘请专业的律师代为调查收集证据、参加庭审、实施调解活动等，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自由配置的体现，我们理应予以尊重。诉讼毕竟有成本和风险，在最终的裁判结果未定前充满了诸多未知因素，当事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理性应对。实践中，一旦一方聘请了专业的律师代为自己参与诉讼活动，通常另一方当事人在心理上至少会处于劣势，为增加自己的胜算，往往也会效仿之，双方的诉讼成本均被人为地抬升，因 “赌气”、“争面子”而打“官司”的当事人会形成“恶性循环”，极不利于矛盾的平和调处。笔者认为，这类现象值得注意，是否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对民众法治信仰的培育也只是奢望，民众法治意识能否真正觉醒，法治能否成为民众的信仰？
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启示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没有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资源客观上要求得到最优配置，利益衡量散见于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事人花钱聘请律师，是基于自身利益衡量的结果，在当前权利救济体系下亦符合资源最优配置原则，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现象已凸显出当下民事权利救济的困境。为什么私立救济途径不能很好地进行矛盾分流？我们的某些私立救济方式存在着哪些致命的弱点而为当事人舍弃？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与其最本真的权利救济愿望存在着怎样的现实冲突？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诉讼是公民权利救济的途径之一，但绝非最优地解决途径。在大力提倡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我们绝不应使民间其它纠纷解决道路凋敝，应根据社会变化形势因势利导，积极重构，经济条件的不发达决不应成为广大农村社会中权利救济的“短板”。
四、司法实践的思考
谈到中国的现实，农村问题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农村地区处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线，中央也曾多次对农村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基层山区法院所服务的对象正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桥头堡”，“律师费”现象折射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法律人思考。
（一）怎样降低民众的诉讼成本，切实为民司法
农村所在的辖区，地理优势不明显，加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民居住较为分散，到法院“打官司”自立案、应诉至庭审及宣判环节费时费力，如很多民众对基层法庭的设置位置不便及人手短缺就颇有微词。农村的经济较先前有了发展，但仍有待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经济实力略显不足，实践中的“律师费”现象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我们法官应贯彻为民司法理念，切实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实践中，针对行动不便等有特殊情况的群体可以实行简易立案、上门立案；针对距离法庭较远的案件，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将案件办在田间地头及农民群众的家中，减少当事人往来的诉讼开支，创新运用“马锡五审判”模式；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尽量不分案审理；对于符合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情形，应主动为当事人办理手续；针对一方当事人在外地的情形，能实行邮寄或电话等立案、调解的，要积极沟通，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对当事人前来咨询的有关法律事务，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解答，为其辨法析理。
（二）如何让民众信仰法律，使其法治意识真正觉醒
民众只有信仰法律，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社会才会井然有序。法院是适用法律的公权力机构，法官应当充当“社会工程师”的角色，通过个案的处理，实现个案正义，培育关联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社会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用法的前提是知法，民众能知法不一定能用好法，从法律被适用到形成信仰会有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普通老百姓遇到案件能主动找到法院，并聘请专职的律师为自身服务，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绝不能被动地接受。法官应当纠正民众对法治的误解，拉近民众与法律的距离，使他们明白：法律本身即来源于生活实际，法律是调解社会的秩序规则，法律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当下开展的“审判五进”活动即是一个契机，中国法治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个法律人奠基，民众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我们充分发力。
（三）民间纠纷调处机制有待健全，矛盾分流机制急需重构
总体看来，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分公力救济与私立救济两大类，相较于私立救济模式，公力救济有严格的程序，其“人情味”略显不足，很多民众对此难以接受，因此，很多农村民众以“到法院打官司为耻”，骨子里对“从公救济”充满敌意。私立救济建立在当事人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以平和、不伤和气方式化解矛盾而为当事人青睐，但一旦义务履行方不信守承诺，另一方当事人只得寻求公力救济，免不了要走弯路。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0日实施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法院应当受理”，但是，整个规定中受理的范围和认定的情形非常有限，且规定“共同申请”，在实践中作用有限。
关于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2003]634号
水利部召开的全国水资源工作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以下简称张掖会议），系统总结了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验，对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了更好地落实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对张掖经验的深入学习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广泛开展，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认识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人均水资源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缺水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措施，也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通过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将使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得到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节水型社会建设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一样，具有重大和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必须坚持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指导，以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节水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着力进行制度建设，突出经济手段的运用，切实转变全社会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制度建设，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通过试点建设，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认真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
二、学习张掖经验，切实理清思路
张掖在节水型社会建设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通过用水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用水权指标控制相适应的水资源管理体系；通过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初步建立了与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体系；通过建设水资源配置和节水工程，初步建立了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体系。这些是张掖经验的主要内容。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张掖经验的学习活动。
学习张掖经验，要结合中央治水方针和新时期治水新思路，进一步加深对水权、水市场理论的理解；要联系水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把握住解决水资源问题的着力点，大胆探索节水型社会的建设途径。学习张掖经验是否取得成效，关键要看治水的思路和观念转变了没有，要看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了没有。
学习内容以汪恕诚部长张掖会议讲话要点、索丽生副部长讲话以及试点经验交流材料为主，有关内容已印发各地，各地可采取会议、培训班等形式，组织开展学习活动。
三、因地制宜确定试点，积极探索节水型社会建设途径
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水利部在甘肃省张掖市、四川省绵阳市和辽宁省大连市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水利部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和张掖会议的要求，尽快确定本省、区、市的试点，扎扎实实地把试点工作开展起来，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的节水型社会建设途径。
各流域机构要抓紧流域水资源规划的编制工作，要把用水权分配作为重要内容，尽快确定各区域用水指标，明晰初始用水权，为节水型社会建设奠定工作基础。
各地试点建设要特别注意水资源宏观控制指标和微观定额指标的确定，城乡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立，水价形成机制和水权交易市场规则的制定等几个关键环节，在运用经济手段促进节水、鼓励公众参与节水上下功夫，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以创新统领试点，以试点促进创新。
丰水地区和缺水地区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中要因地制宜，有所区别。缺水地区要突出水资源总量控制，充分利用水市场机制；丰水地区要注重定额管理，注意发挥水价的调节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要将本省（区、市）确定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于2004年2月底前报水利部，水利部将予以公布。
四、与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相结合，部署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
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将是长期的过程。通过建设一批不同类型、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我国节水型社会的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经济技术政策和宣传教育体系。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进行，总体部署为"两步两个层次"。"两步"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十五"期间和"十一五"前期，水利部重点在水资源紧缺、水污染严重、有示范性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地（市）级地区。这个阶段的试点突出创新和特色，能够基本覆盖我国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类型的地区，并能紧密结合国家水资源配置的宏观战略。第二步是"十一五"期间，重点开展以省和流域为单元的试点工作，建设省和流域节水型社会示范区，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两个层次"就是开展试点工作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通过确定国家级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带动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水利部、各流域机构指导下进行建设；第二个层面是省（区、市），确定本省的建设试点，为本行政区域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示范。
各地要按照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与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相结合，以节水型社会建设为核心，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要深入分析水资源现状、问题及节水潜力，明确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统筹安排节水型社会建设布局，提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进行科学指导。
五、加强研究，广泛宣传，奠定和营造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科学基础和社会氛围
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是一项创新工作。各地要注重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技术经济政策等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试点不停，研究不止的开放的研究风气，不断丰富和发展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科学认识。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工程。各地要重视对试点工作的宣传，要像建设小康社会那样，使节水型社会建设深入人心。各地要把每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宣传周"等集中宣传活动与日常宣传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节水型社会建设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经验，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